首 頁 古代屯墾
內蒙古地區屯墾歷史悠久。戰國時期，秦、燕、趙三國采取修筑長城和移民實邊，開墾土地的措施。趙國在趙武靈王繼位以后，胡服騎射、移民開發，建立云中郡，經營田畜，出現最早的農墾。
一、秦、漢屯墾
秦統一六國后，實行屯墾實邊的政策，較大規模的開拓北部邊疆，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占領了今河套烏加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今河套東北）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34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筑亭障，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始皇三十五年，“發謫戌邊”，把內地罪人流放到邊疆地區從事墾殖生產。始皇三十六年又“遷北河、榆中三萬家”，向河套、陰山以南鄂爾多斯高原一帶大量移民，并修筑自九原（今包頭以西）至云陽（今陜西淳化縣北）的直道。始皇三十六年“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這些來自內地的徙邊農民，從事墾殖，生產糧食供養幾十萬戌邊秦軍和被貶請邊疆的官吏。秦王朝歷時15年，在內蒙古地區的墾殖范圍主要在今后套、鄂爾多斯高原及包頭以西、陰山以南的土默川地區，所筑34城也大部分分布在這些地區。墾殖的方式主要是靠移民及徙謫罪人。秦二世接位，蒙恬為趙高所殺，“諸候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謫徙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故塞”。而被蒙恬一度驅走的白羊、樓煩等匈奴各部又由陰山之北南下渡河回到河套故地，秦王朝拓展的墾殖業也一度停歇下來。秦王朝屯墾實邊在不同地區效果是不同的。在今黃河灌溉地區田“地固澤咸鹵不生五谷”，墾殖效果不佳；在今鄂爾多斯地區及包頭以西及土默川等地區，由于自然條件適于旱作農業的發展，墾殖業有了較大規模的發展。
西漢初期，匈奴崛起，南據秦置河南地，并連年入侵隴西、上谷、云中等西漢邊郡。西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7年）晁錯上書《徙民實邊議》，建議“募天下罪人及丁奴婢徙邊，予以赦免，復其家（免其租）”；“募之欲者，皆賜高爵”,“為備屋廬、田器、予衣食徙邊”,“選常居在，家室田作以備胡”。文帝采納晁錯建議實施屯墾實邊政策，在北疆諸地與隴西緊要處，建立城邑屋宇，置備田具，募民開墾，守土御敵，這就是歷史上所說漢文帝募民種塞下。這一政策，兩漢堅持不懈，把內蒙古地區的屯田墾殖事業延續了數百年之久。
漢武帝繼承文帝屯田政策，在更大的地區開展屯田墾殖。并設置了由大司農統一領導主持地方“屯田殖谷”的田官，采取兵屯與移民墾殖相結合的方式。西漢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使大將軍衛青、李息等“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并“募民徙者十萬口，從事堰墾，以省榆”。西漢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山東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西新秦中七十余萬口”。這是實行大規模民屯的開始。政府貸“官地”給農民耕種，“貸于產業”“衣食皆縣官，數歲”，四六分谷，納租40%。
西漢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官田，斥塞卒六十萬戌田之”，實行大規模的兵墾。兵墾屯田由農都尉主持，下設護田校尉（掌田警入庫事項），守農令（掌墾區經營管理）、全長（掌糧食出入庫項）、事田（掌耕作作業出工調度）等。屯田士兵分田卒、河渠卒、守谷卒。田卒專事耕種，月有月錢，每人給土地20畝，（每畝折合今畝0.228畝）家屬口糧由官家供給。每年每畝土地交納田租4斗（每斗折合今0.2斗），約占產量的40%。
漢武帝拓展的屯田地區因雨水稀少，氣候干燥，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在今甘肅永登縣境）開鑿大量渠道。太初元年，“朔方、西河、河西開官田一部分、引河及川谷（水）以灌田”，使一部分屯墾地區發展了灌溉農業。
兩漢王朝在內蒙古西部地區墾殖開發的地區范圍比秦時大為擴大，廣及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包頭、巴彥淖爾盟（今巴彥淖爾市）、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烏蘭察布盟（今烏蘭察布市）前山地區及阿拉善盟的西部、烏海市等大部分和部分地區。移民次數和規模也大大增加。朔方、云中、五原等郡和北假等新秦中地區，元朔二年和元狩四年、太初元年3次移民達數十萬之多。王莽篡漢后于新莽三年（公元11年）“又遺田禾將軍趙并發戌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東漢永平八年（公元65年）、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3年）、元和元年（公元84年）24次向朔方郡徙謫罪犯。郡治在外省，轄區包括今內蒙古地區的郡縣，如上郡轄區包括今伊克昭盟南部地區。漢永建四年（129年）移民屯田1次，永建五年（130年）、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和平元年（150年）、永谷元年（153年）移罪犯屯田4次。張掖郡（轄內蒙古今阿拉善盟額濟納旗）于公元前121、公元前119、公元前104、公元前102、公元前85年曾5次移民屯墾。
漢代在內蒙古地區的屯墾實邊，不僅鞏固了北部邊防，減輕了從內地的轉移和人民的負擔，由于墾殖業的發展，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使農業文明在邊疆游牧民族中得到傳播。一些游牧民族學會農耕發展種植業，鄂爾多斯等地區牧業開始向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過渡。
三國時期，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息了北方的割據勢力，廢五原、朔方等郡，將這些地區的人口遷到今晉北地區。晉統一中原后，北方的匈奴、鮮卑、羌、羯、氏五族混戰，內地遷來墾民大部南遷，已墾殖的土地又變成了游牧民族的草場，墾殖業一度衰落。北魏王朝建立后，“太祖定中原，使東平公議墾辟河（烏加河）北，自五原至固陽塞外屯田”，內蒙古地區的墾殖業在部分地區有所恢復。
二、隋、唐屯墾
公元五世紀末，北方突厥崛起，社會動亂，人口南遷，邊塞空虛。隋文帝于隋開皇三年（583年），派朔方總管趙仲卿在長城以北河套等地區大興屯田墾殖，以實塞下，戍邊駐軍，就地屯墾種田，發展農業生產，使這些地區的墾殖業有一定的發展。
唐王朝統一中原后，仿漢制也大興屯田，同時置營田，屯田以兵，營田以民。有時兵民合屯，有的兵民合營。唐時振武軍駐大同、歸化。唐憲宗時振武軍苦饑以歸，重選韓重業為營田，使墾田三百頃，更出贓罪九百余人，給以耕具種糧，一年之間，收獲于豐。從此又募兵為十五屯，每屯一百三十人，每人給田百畝。
唐景龍三年（709年），朔方駐軍為防御突厥南犯，在豐州境內修筑了受降城，東起振武（原伊克昭盟東北部）西逾云州，至中受降城（巴彥淖爾盟五原縣境內）約600余里，共墾田3.800余頃，每年收粟300萬擔。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為穩定全國的統一局面，采取整頓軍旅擴大屯田的決策，在黃河南北地區開拓了廣大的屯田區。公元739年，全國屯田總數達1141屯，面積約為600萬畝，其中關內道（轄鄂爾多斯地區）設有：北使2屯、鹽州鹽牧4屯、定遠14屯、勝州14屯、鹽池7屯、夏州2屯。當時屯田的重點在邊疆，內地僅占十分之一、二。到公元805年推行以口授田的均田制度，每口授田30畝，授田后不給遷移，且為世業。均田制的推行進一步擴大并穩定了唐代墾殖土地面積，有利于農業經濟的發展，也為府兵制的實行提供了經濟條件。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李絳奏：“振武、天德（中受降城）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墾營田。上從之，……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谷四千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萬緡，邊防賴之”。其時“振武、天德良田廣裹千余里”。可見唐代屯墾規模之大。
三、宋、遼、金、元、明屯墾
北宋時期，內蒙古地區絕大部分為遼國轄地。遼代從耶律阿保機起歷代都比較重視農業墾殖生產。耶律阿保機當政后，將大批漢族俘奴安置墾區內從事墾殖。“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于農”。“太宗會同年間（938—946年）,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爾河）之善地為農田”。遼會同三年（940年），詔以諧里河（今石勒喀河）、臚朐河（今克魯倫河）近地賜南院歐堇突臺（歐昆）、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刺三百石烈人，以事耕種。遼代不僅在所轄東部地區開展墾殖，在西部所占領地區也結合戍兵進行耕牧。遼神冊五年（920年）,“攻天德……拔其城，徙其民于陰山南”。公元933年遼圣宗在黨項族所建夏國的沿邊地廣置屯田戍兵，墾田殖谷以給軍餉。遼代耕田有4種：公田、閑田、私田、營田。公田指屯田。遼代也仿唐制進行屯田。“當時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谷以給軍餉”。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先“率眾田臚朐河（今呼倫貝爾克魯倫河）側，后移屯鎮州（遼寧境內）。”描述了當時兵耕的屯田（即公田）和募民耕之的民屯（營田）的情景。
金滅遼，占據自治區西部大部分地區。豐州、云內州、東勝州地區，墾殖業有一定規模的發展，金承安二年（1197）十二月癸未，遣戶部侍郎上官瑜體究西京逃亡，功率邊軍士耕種。金泰和四年（1204）九月壬申，定屯田戶自種及租田法。金泰和五年（1205）以軍戶屯田寡，括官民田給之。實行這些措施，以維持這些地區的墾殖業，供駐軍用糧之需。
元代統一全國后，隨著政局的安定和元政府重農桑政策的實施，也比較重視屯墾業。元王朝采納王惲“廣屯田以息運晌”的計策，在當時的豐州、云內州、東勝州邊緣地廣人稀的地方實行屯田，生產的大批糧食和這些地區的糧賦一起，供給漠北草原等地。“墾耕牧養，軍民相參居止”，反映了當時豐州一帶軍民墾殖的情況。
明朝統一中國，外設九邊、皆立衛所，而事墾僻，以策隸衛，以屯養軍。明時屯田，重在邊壤，邊地駐軍三分戍守，七分種田。明洪武四年（1371）大將軍湯和攻察汗腦兒定東勝，置延安、綏德二衛。明朝占據鄂爾多斯地區以后屯兵戍邊出現60多年社會安定、農牧業繁榮的局面。東勝州治所在榆林即今準格爾旗和鄂托克一帶。洪武四年改為衛，后分為左、右衛，所屬兵民耕牧河套中。“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馮勝、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民為軍，屯田于大同、東勝、立十六衛”，以大同為中衛，南為前衛，東勝西北一帶為后衛，其后衛墾殖延及河套地區。按明制，衛所遍設全國，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計八萬五千余人。東勝衛轄今伊克昭盟地區東部。明朝在河套等地推行屯墾，時間長達百年。明嘉靖年間，蒙古族首領阿拉坦汗及三娘子統治時期，與明朝建立了和平貢市關系，在豐州灘筑城、謂之拜牲（現稱板升），令趙全招集數萬漢人進行農墾。大批漢人帶來各種農具、種子和農業生產技術，推動了這一地區墾殖業的發展。“開云內豐州萬頃，連村數百”,蒙漢人民和睦共處，辛勤耕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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