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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漢傳佛教的傳入與發展

發布時間:2016-03-28 【字體:
  • 佛教傳入內蒙古地區是在東漢時代中后期。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小板申村發現的東漢墓壁畫中有“仙人騎白象”和“猞猁(舍利)”兩幅題字壁畫。白象是佛經中常現的吉祥物,喻為佛性;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是佛之靈骨。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化出許許多多舍利,分散在許多國家,為佛教徒供奉之寶。壁畫顯示,佛教傳入內蒙古地區,即在東漢中后期(145200年)。

    兩晉南北朝時期,鮮卑人與中原文化接觸,北魏佛教興旺。延興元年(471年),孝文帝建都于平城(今大同),大力提倡佛教,建造寺院,對內蒙古西部地區佛教的興旺頗有影響。《北史·藝術上》有一則佛僧游懷朔鎮(今包頭市固陽)的記載。有和尚來,是一件重要史實。《綏遠通志稿》記載,內蒙古和林格爾縣發掘出的僧人墓葬志為北魏太和九年(485年),清涼山(今五臺山)福圣寺某沙門所撰,其師禪宗大德洪誠壙碣。1979年,在懷朔鎮城址——固陽縣白靈淖鄉城庫略村發現以蓮花為題材的建筑物和精美的觀音銅像,為北魏時期遺物,證明當時于此有寺院建筑。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古云中城)出土的北魏鎏金佛像精美絕倫。以上發現均證實,佛教傳至兩晉南北朝時期,為內蒙古地區佛教平穩發展時期。

    隋唐時期,由于執政者的大力弘揚,佛教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全面的發展,內蒙古地區的佛教流傳范圍也在擴大,影響更為深入。唐天寶十四年(755年),唐玄宗詔沙門辯才為臨壇教授,于朔方用加訓導。土默特地區的漢傳佛教,由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禪宗大德洪誠壙碣和唐開成四年(839年)開元寺沙門錫達多壙碣可知,在此已有活動,并且已傳入巴彥淖爾地區。

    宋(遼、金)元時代,內蒙古地區的佛教進入鼎盛時期,此時佛教傳入內蒙古東北部地區。漢傳佛教的傳入始于契丹人,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有佛教活動。公元908年,耶律阿保機在龍化州(今敖漢旗境內)建開教寺。遼太祖七年(913年),南攻幽薊,俘“獲僧崇文等五十人歸西樓(今巴林左旗遼上京),建天雄寺以居之”。至遼神冊元年(916年),遼定國時,上京已有天雄、安國、圣尼、節義、崇孝、弘福、開龍、福先、弘法、寶程、開悟、開化、真寂、云門等14處寺院,佛事興盛,僧俗云集。之后,遼中京(今寧城大明鎮)也建有園宗寺、感圣寺、十六佛院、觀音閣、崇德寺等9處寺院。赤峰地區現存幾十個遼代石窟和上京南塔、北塔、中京大塔、小塔、半截塔、慶州釋迦如來舍利塔,元寶山白塔,敖漢武安白塔、萬壽白塔等9座大小不一而風格略同的遼塔,是規模宏大的佛舍古寺的遺存。遼明道元年(1032年)以后,佛教高僧躋身于宮廷,如鮮演,遼道宗封他為開龍寺講主,授予“圓通悟理”稱號,升遷崇祿大夫、檢校太保,終成“名馳獨步,震于京師”的一代高僧。通遼和敖漢地區佛教始于遼代,至元、明時代,佛教仍占有一席之地。喀喇沁旗、克什克騰地區的佛寺及其碑碣,表明遼、金、元代,佛教興盛之極。中京(今寧城)地區大明城內外有遼、金、元代廟宇25處,以及豐州城(今呼和浩特賽罕區)遼代所建的萬部華嚴經塔、大明寺遺址的存在,足見佛教在當時之輝煌。

    元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成吉思汗制定了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兼容并包”不等于各種宗教的地位和待遇完全相同,實際上根據當時政治需要有所側重。成吉思汗時期,海云法師是唐代臨濟義祥法師所創臨濟宗支派的第十六世法座,人稱臨濟中興名臣,著名政治家劉秉忠是他的弟子。蒙古汗國太宗朝廷內為相的政治家、文學家耶律楚材是萬松的嗣法弟子,俗號湛然居士,法號從源,在政治活動中長期以佛治心,以儒治國。海云法師一生與蒙古汗室關系密切。蒙古汗室給予他“告天人”、“寂照英悟大師”和“光天鎮國士”的恩賜與禮遇,使中原佛教得到蒙古汗室的重視和法律保護,命他“領天下僧事”。忽必烈等人奉其為“天下禪宗之首”。金代極有盛名的禪宗曹洞宗弟子雪庭福裕(12031275年),曾受貴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興國寺,蒙哥汗在和林大興佛寺,以福裕主之。忽必烈繼位后,福裕的地位更加顯赫,“命總教門事”。13世紀上半期,漢地佛教中臨濟宗和曹洞宗勢力最盛。

    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靖難之役”后,朱棣將大寧城的百姓全部南遷,大寧城廢棄,佛教也隨之衰落。

    清朝和民國時期,內蒙古自治區域內的佛教發展不平衡,總的發展呈逐漸衰敗的趨勢。巴彥淖爾地區,佛教活動興盛,建寺院10余處,教徒5 000余人。赤峰地區漢傳佛教也再次傳入,廣泛流傳,建佛寺200余座。但寺廟建筑規模小,并多分布在市區南部(原卓索圖盟)。此次佛教的傳入,與漢民族的遷入和當地開墾時間是一致的。所以,該地區的漢傳佛教應該是清初隨著漢族進入,由民間渠道傳人的。與此同時,喇嘛教興起,逐漸抑制了漢傳佛教的發展,不少寺院改成喇嘛寺廟。內蒙古中西部淪陷時期經濟衰退,人民生活貧困,寺廟失修,佛教逐漸衰敗。寺院出現儒、釋、道三教共處現象。呼和浩特、包頭、巴彥淖爾、烏蘭察布等地區,佛教都出現衰敗現象,佛寺道觀不分,寺中居道士,觀中居僧人或佛道共處。阿拉善盟境內,佛教傳入較晚,漢民族遷入定遠營后,建立了十八羅漢堂。民國19年(1930年)以后,逐步形成請和尚念經、驅魂的風氣。呼倫貝爾建城后,最初來自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的工匠、旅蒙商等,在其經營的店鋪、作坊內供奉起菩薩。民國29年(1940年),通遼和敷漢地區有佛寺20座,常住僧29人,民間信徒9 919人。民國36 年(1947年),土地改革時一些寺院被拆毀。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內蒙古境內各地殘存的寺廟多被拆毀,僧尼大多數還俗。1979年以后,落實中共的宗教政策,內蒙古各地僧尼復出,爭相恢復或重建寺院,佛教信眾與日俱增,正常佛事活動開展活躍,佛教呈現出中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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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漢傳佛教的傳入與發展

發布時間:2016-03-28 來源:《內蒙古自治區志•宗教志》        【字體:
  • 佛教傳入內蒙古地區是在東漢時代中后期。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小板申村發現的東漢墓壁畫中有“仙人騎白象”和“猞猁(舍利)”兩幅題字壁畫。白象是佛經中常現的吉祥物,喻為佛性;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是佛之靈骨。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化出許許多多舍利,分散在許多國家,為佛教徒供奉之寶。壁畫顯示,佛教傳入內蒙古地區,即在東漢中后期(145200年)。

    兩晉南北朝時期,鮮卑人與中原文化接觸,北魏佛教興旺。延興元年(471年),孝文帝建都于平城(今大同),大力提倡佛教,建造寺院,對內蒙古西部地區佛教的興旺頗有影響。《北史·藝術上》有一則佛僧游懷朔鎮(今包頭市固陽)的記載。有和尚來,是一件重要史實。《綏遠通志稿》記載,內蒙古和林格爾縣發掘出的僧人墓葬志為北魏太和九年(485年),清涼山(今五臺山)福圣寺某沙門所撰,其師禪宗大德洪誠壙碣。1979年,在懷朔鎮城址——固陽縣白靈淖鄉城庫略村發現以蓮花為題材的建筑物和精美的觀音銅像,為北魏時期遺物,證明當時于此有寺院建筑。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古云中城)出土的北魏鎏金佛像精美絕倫。以上發現均證實,佛教傳至兩晉南北朝時期,為內蒙古地區佛教平穩發展時期。

    隋唐時期,由于執政者的大力弘揚,佛教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全面的發展,內蒙古地區的佛教流傳范圍也在擴大,影響更為深入。唐天寶十四年(755年),唐玄宗詔沙門辯才為臨壇教授,于朔方用加訓導。土默特地區的漢傳佛教,由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禪宗大德洪誠壙碣和唐開成四年(839年)開元寺沙門錫達多壙碣可知,在此已有活動,并且已傳入巴彥淖爾地區。

    宋(遼、金)元時代,內蒙古地區的佛教進入鼎盛時期,此時佛教傳入內蒙古東北部地區。漢傳佛教的傳入始于契丹人,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有佛教活動。公元908年,耶律阿保機在龍化州(今敖漢旗境內)建開教寺。遼太祖七年(913年),南攻幽薊,俘“獲僧崇文等五十人歸西樓(今巴林左旗遼上京),建天雄寺以居之”。至遼神冊元年(916年),遼定國時,上京已有天雄、安國、圣尼、節義、崇孝、弘福、開龍、福先、弘法、寶程、開悟、開化、真寂、云門等14處寺院,佛事興盛,僧俗云集。之后,遼中京(今寧城大明鎮)也建有園宗寺、感圣寺、十六佛院、觀音閣、崇德寺等9處寺院。赤峰地區現存幾十個遼代石窟和上京南塔、北塔、中京大塔、小塔、半截塔、慶州釋迦如來舍利塔,元寶山白塔,敖漢武安白塔、萬壽白塔等9座大小不一而風格略同的遼塔,是規模宏大的佛舍古寺的遺存。遼明道元年(1032年)以后,佛教高僧躋身于宮廷,如鮮演,遼道宗封他為開龍寺講主,授予“圓通悟理”稱號,升遷崇祿大夫、檢校太保,終成“名馳獨步,震于京師”的一代高僧。通遼和敖漢地區佛教始于遼代,至元、明時代,佛教仍占有一席之地。喀喇沁旗、克什克騰地區的佛寺及其碑碣,表明遼、金、元代,佛教興盛之極。中京(今寧城)地區大明城內外有遼、金、元代廟宇25處,以及豐州城(今呼和浩特賽罕區)遼代所建的萬部華嚴經塔、大明寺遺址的存在,足見佛教在當時之輝煌。

    元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成吉思汗制定了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兼容并包”不等于各種宗教的地位和待遇完全相同,實際上根據當時政治需要有所側重。成吉思汗時期,海云法師是唐代臨濟義祥法師所創臨濟宗支派的第十六世法座,人稱臨濟中興名臣,著名政治家劉秉忠是他的弟子。蒙古汗國太宗朝廷內為相的政治家、文學家耶律楚材是萬松的嗣法弟子,俗號湛然居士,法號從源,在政治活動中長期以佛治心,以儒治國。海云法師一生與蒙古汗室關系密切。蒙古汗室給予他“告天人”、“寂照英悟大師”和“光天鎮國士”的恩賜與禮遇,使中原佛教得到蒙古汗室的重視和法律保護,命他“領天下僧事”。忽必烈等人奉其為“天下禪宗之首”。金代極有盛名的禪宗曹洞宗弟子雪庭福裕(12031275年),曾受貴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興國寺,蒙哥汗在和林大興佛寺,以福裕主之。忽必烈繼位后,福裕的地位更加顯赫,“命總教門事”。13世紀上半期,漢地佛教中臨濟宗和曹洞宗勢力最盛。

    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靖難之役”后,朱棣將大寧城的百姓全部南遷,大寧城廢棄,佛教也隨之衰落。

    清朝和民國時期,內蒙古自治區域內的佛教發展不平衡,總的發展呈逐漸衰敗的趨勢。巴彥淖爾地區,佛教活動興盛,建寺院10余處,教徒5 000余人。赤峰地區漢傳佛教也再次傳入,廣泛流傳,建佛寺200余座。但寺廟建筑規模小,并多分布在市區南部(原卓索圖盟)。此次佛教的傳入,與漢民族的遷入和當地開墾時間是一致的。所以,該地區的漢傳佛教應該是清初隨著漢族進入,由民間渠道傳人的。與此同時,喇嘛教興起,逐漸抑制了漢傳佛教的發展,不少寺院改成喇嘛寺廟。內蒙古中西部淪陷時期經濟衰退,人民生活貧困,寺廟失修,佛教逐漸衰敗。寺院出現儒、釋、道三教共處現象。呼和浩特、包頭、巴彥淖爾、烏蘭察布等地區,佛教都出現衰敗現象,佛寺道觀不分,寺中居道士,觀中居僧人或佛道共處。阿拉善盟境內,佛教傳入較晚,漢民族遷入定遠營后,建立了十八羅漢堂。民國19年(1930年)以后,逐步形成請和尚念經、驅魂的風氣。呼倫貝爾建城后,最初來自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的工匠、旅蒙商等,在其經營的店鋪、作坊內供奉起菩薩。民國29年(1940年),通遼和敷漢地區有佛寺20座,常住僧29人,民間信徒9 919人。民國36 年(1947年),土地改革時一些寺院被拆毀。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內蒙古境內各地殘存的寺廟多被拆毀,僧尼大多數還俗。1979年以后,落實中共的宗教政策,內蒙古各地僧尼復出,爭相恢復或重建寺院,佛教信眾與日俱增,正常佛事活動開展活躍,佛教呈現出中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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