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內蒙古古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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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古至兩漢時期（30萬年前至220年）
呼和浩特市東郊的大窯文化遺址，是30萬年前古人類生活居住過的地方。烏審旗發現的古人類遺骨——河套人，距今有2萬多年。呼倫貝爾的海拉爾、扎賚諾爾發現過距今1萬年左右的人類遺址。
商、周時期，內蒙古地區居住過鬼方、工方等部族，之后又棲息過東胡部族。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內蒙古地區是燕、趙的范圍。秦統一全國后，曾在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以陰山為屏障修長城數千里，以黃河為塞，筑44座縣城。
西漢時期有兩次向今內蒙古地區大規模地移民：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10萬口。”朔方即今包頭市以西的河套灌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70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新秦中包括今伊克昭盟與呼和浩特市南部）。
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與內蒙古有關郡縣的戶口數
郡縣人口，主要是漢族，當時生活在今內蒙古地區的還有匈奴、烏桓、鮮卑等民族，大都分布在陰山北、大興安嶺西，不受郡縣管轄；主要以游牧為生，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故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調查的數字，不包括當時在內蒙古的匈奴、烏桓、鮮卑等族人口。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時內蒙古地區除100萬漢族人口外，還有70余萬北方少數民族人口。
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內蒙古地區總人口
西漢時期內蒙古地區總人口的高峰是在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這以后人口又逐年減少，至東漢永和五年（140年），郡縣漢族人口減少幅度達80%以上。這一方面與民族間的遷移進出有關，而更主要是周期性的寒冷、干旱自然變化原因。西漢時期的人口增長主要是移民，他們開荒種地，由于當時的生產力無法抗御長期墾殖后的土地退化、沙化。根據氣候學的研究，平均每二三百年，中國的北方就可能出現周期性的寒冷、干旱，平均溫度降低1℃～２℃，等于氣候同溫緯度難移二三百公里，這是東漢時期內蒙古地區漢族人口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
兩漢時期內蒙古某些郡人口比較
東漢時期內蒙古地區漢族人口比西漢時要減少80%以上，同時期匈奴人口也大量西遷或南下，當時內蒙古地區主要居住著烏桓與鮮卑。
二、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220—907年）
東漢末年，西河、五原及朔方等地的南匈奴陸續向東南移動，也是因為自然環境的變遷，寒冷干旱草場退化等原因，多半在今山西省境內的并州中部汾河流域停居下來。西晉時期，塞外匈奴南遷，凡19種，約30多萬人，一部分散居在今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鐵弗匈奴于4世紀80年代來到朔方（今伊克昭盟南），他的首領赫連勃勃在義熙元年（405年）建國大夏，筑統萬城（今烏審旗）為都。今伊克昭盟、河套均為其管轄。大夏陸續從陜西等地遷2.3萬家，約11萬人于大城地區（今杭錦旗）。筑統萬城時，“發嶺北（基本上是河套、鄂爾多斯和陜北）夷夏10萬人”。匈奴大夏國能一次出民工10萬，據此推算其總人口應有40萬～50萬人。
鮮卑族發源于大鮮卑山（今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地區）。相傳經13代約300年，陸續遷入“匈奴故地”即河套陰山地區。遷移中不斷融合其他民族，人口增加。先后在盛樂（今和林格爾縣）、平城（今大同）建都，最強盛時有“控弦之士40萬”。神麚二年（429年），北魏伐柔然，其“歸降30余萬”“列置新民于漠南”。其中大部分在漠南地區。
魏晉南北朝大動蕩時期，先后有匈奴、烏桓、鮮卑、敕勒等族在內蒙古地區活動，其中一部分逐鹿中原，世稱“五胡亂華”。史書對他們的人口數量只有籠統的提法，但估算當時內蒙古地區各族人口也有100萬左右。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唐天寶元年（742年）有一次官方的人口調查，由其結果可推算出內蒙古郡縣常住人口（主要是漢族）約11.3萬，基本上分布在今鄂爾多斯、河套和土默川3地。唐朝用“坊村鄰里戶籍法”，嚴格調查人口，并3年造籍一次，因此其郡縣常住戶口比較準確。唐朝對內蒙古地區分布有其他北方民族，因為他們不歸郡縣管轄，因此缺少具體數字，但也可以從史料中推算出大致的概況。
唐天寶初，后突厥汗國管轄陰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其最盛時期，控弦40萬，近200萬人，其人口密度越往南越大，估計有40萬人在內蒙古地區。今呼倫貝爾等地為室韋占據，唐朝時有室韋23部，其中12部在內蒙古地區，約5萬人；駐牧在今錫林郭勒盟等地的霫族，據《舊唐書·霫傳》記載該部有4萬戶，據考證實際應是1萬戶，5萬人。奚人至少有50萬人，其中居住在內蒙古地區的約有20萬人。契丹族分布在今通遼市、赤峰市、錫林郭勒盟東北部，其人口約60萬人。
唐天寶元年（742年）內蒙古人口總數
三、遼金元時期（907—1368年）
公元907年，契丹族崛起于內蒙古東部地區，首領耶律阿保機建立遼朝，設首都上京（今巴林左旗）。遼國的范圍東起今呼倫貝爾地區西至鄂爾多斯，還包括東北、華北的大部分，其中內蒙古地區是遼國上京道、中京道、西京道管轄。遼代國勢強盛，民族雜居，其中內蒙古地區人口超過西漢，達到200萬人。
遼統和十八年（1000年）內蒙古人口
蒙古汪古部駐牧在大青山北有10萬人，居住在今呼倫貝爾地區的蒙古塔塔兒部有17萬人，棲息在今通遼地區的蒙古亦乞列思部有5萬人；還有契丹、女真等族被蒙古征服后，也被同化融合到蒙古族中。元代時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有近百萬人。
元代內蒙古地區更多的是州縣管轄下的漢族人口。內蒙古地區分別由中書省和遼陽、陜西、甘肅3個行省管轄。已發現的元代古城有24座，西起額濟納旗的亦集乃古城，東至克什克騰旗的應昌古城。其中最著名的是正藍旗的上都古城，是元朝的陪都，有10萬人。此外散居在云州、朔州的有70萬人，大同路有30萬人，總計在百萬人以上。
四、明中期至清末（1468—1912年）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被推翻后，以元順帝為首的蒙古貴族退到漠北，隨之蒙古分裂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此期間，明與蒙古族發生數次大戰，而更長時期的是蒙古三部之間的混戰，當時的內蒙古地區是戰爭的拉鋸地帶，經濟破壞，人口損失。元朝時內蒙古地區的城市全在戰爭中燒毀廢棄，漢族人口也南遷中原，漠南成了荒蕪的空虛地區。
明成化十三年（1480年），達延汗統一蒙古各部后，不斷掠奪人口，以增加勞動力。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脫脫不花侵犯遼東、廣寧，掠13 000人。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年），脫脫不花攻海西女真，俘獲4萬～5萬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在十衛38州殺掠人口20余萬。嘉靖29年（1550年），又從北京郊外掠人口2萬余人。被俘掠者大部分作為家內奴隸，搞家務勞動或牧業生產。如鄂爾多斯部，“每帳家小不下四五人，掠去人口反有五六人”。鄂爾多斯使者說：“如主人（蒙古人）出征應役，丟下老婆孩子在賬房，只靠漢兒人（指被掠的奴隸）使喚。今漢人奴隸聽見和了，決然都要回去……我們自家看牛看馬，門也不敢出了。”16世紀中期，鄂爾多斯部蒙古族有1萬戶，5萬人，被奴役的漢族也有5萬人。
除被俘掠來的漢人家奴，還有大批在內地破產失去土地的漢族農民，以及被官府迫害的逃亡者，他們自發來到內蒙古地區投靠蒙古貴族開荒種地謀生。“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避罪”而陸續來到內蒙古，特別是與中原接壤的土默川地區，這里荒地很多，每年只向蒙古貴族交納“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蒙古貴族也需要漢族農民為他們種地收糧，補充牧業經濟的不足。明萬歷十一年（1582年），僅豐州一地就有10萬漢人。這里開田萬頃，村連數百。除豐州土默特地區外，漢族農民還跨長城去蒙古乃蠻部（今烏蘭察布盟東部）和兀良哈部（今赤峰市南部）地方投靠當地貴族種地謀生。16世紀中期以后，內蒙古地區形成幾支強大勢力的人口群。
以阿拉坦汗為首的土默特部勢力最大，控制今伊、巴、錫、烏、阿五盟和呼包二市。他們擁有騎兵10.8萬，人口約54萬，土默川和鄂爾多斯有漢人15萬。其余地區的蒙漢人口按1∶1計算，則還有漢人45.5萬人，土默特部控制的漢族共約60.5萬人。于是這部分蒙漢人口合計為114.5萬。
兀良哈部也是一支強大的勢力，明初時曾出兵幫助過明成祖，因此明皇帝允許他們在遼河流域駐牧。這支蒙古部人口也有線索可尋，明成化元年（1465年），韃靼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這是兩個部的聯合勢力，其中兀良哈部占4萬騎，其人口應有20萬人，有一半在今遼寧省，內蒙古地區有10萬人，還有漢人5萬。
以成吉思汗嫡系小王子為首的土蠻部即察哈爾部，是又一支強大的勢力。該部原駐牧在錫林郭勒盟和烏蘭察布盟東部。阿拉坦汗興起后，對他們的威脅日益嚴重，于是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東遷至興安嶺東，西拉木倫河流域。當時察哈爾部兵不足10萬，人口40余萬，之后人口發展到45萬，此外還有隨從的漢人5萬。
明隆慶萬歷間（1570—1592年）內蒙古人口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統一全國，取代明朝。從此蒙古各部被分封在固定的盟旗范圍內，旗下每150戶為1佐（蘇木）。《乾隆大清會典》記載，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內蒙古各旗共有1485個佐。郭爾羅斯前旗、后旗，卓索圖盟土默特左旗、右旗，杜爾伯特旗和喀喇沁左旗等6個旗現不屬于內蒙古，該6個旗共有299個佐。按現在內蒙古范圍有佐1186個，屬于佐領編戶177 900戶，以每戶平均4.68人算，共有編民832 572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內蒙古各盟佐領和戶口數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時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總人口為1 042 470人，除去已劃歸東北三省的6個旗外，實際人口為832 572人。
上表數字并不是當地蒙古族總人口，不包括不負擔兵役、徭役的喇嘛、黑徒（家奴）、鰥、寡、孤、獨等。清朝時喇嘛教盛行，最多時每個蒙古族家庭有兩男丁者抽一個當喇嘛。在內蒙古的47個旗中，每旗有召廟多者10多座至20多座，全內蒙古有召廟900多座。清末時內蒙古的上層喇嘛及喇嘛有12.8萬余人。乾隆年間的喇嘛，與清末差不多。再加上黑徒、鰥、寡、孤、獨等也有4萬～5萬人。此外，還有呼倫貝爾八旗是朝廷直接管轄的，有4769戶，29 713人。這樣內蒙古各盟旗相加，共有蒙古族人口達103萬人。
依黃教的教規，喇嘛不能娶妻成家，因此家庭減少，導致人口下降。清朝時在蒙古族中抽兵較多，有的在外陣亡，有的長年駐防在外不再回內蒙古，如駐防全國各大城市的蒙古八旗，被抽調去新疆的察哈爾八旗。在清朝的二百多年中，內蒙古蒙古族人口是在下降。
在明中期時內蒙古地區已有漢族70多萬人，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他們大部分又遷回內地，清初，為實行蒙漢“分而治之”的政策，曾禁止漢人到蒙古地區謀生，這種禁令正說明漢族人口遷往內蒙古的事實。另外內蒙古各旗也需要漢族勞動者前往恢復生產，因此實際上是禁不住的。
土默特旗原有佐領60個，經戰爭，僅剩30個，嚴重缺乏勞動力。為此大規模招收外來人口，甚至不分民族和出身。許多漢人流徙到這里，被編制在佐領中。清朝時內蒙古大興土木，建起了上千座召廟，貴族們又大修王府和衙門，這都需要大量勞動力。于是中原的漢族泥瓦匠、木匠、石匠和雕塑畫師紛紛出塞受聘。清朝的許多公主下嫁蒙古王公，也帶來大批漢族的農民、工匠、侍從為陪嫁，安居在各旗。
更大量的是自發流入內蒙古開荒種地的農民。由于封建剝削和天災，華北地區很多破產農民不顧政府的禁令而成群結隊“走西口”（出和林格爾縣殺虎口來到土默特和河套）或“闖關東”（出古北口和山海關）來到赤峰、通遼地區。先是春來秋歸，謂之“雁行”客戶，后來便攜家屬定居下來。清中期后，在河套、鄂爾多斯、察哈爾南部、赤峰、通遼等地都出現漢族聚居的村落。后來統治者實行“借地養民”政策，因為經過所謂康、雍、乾“三朝盛世”后，內地人口大量增長，伴之而來的是貧苦農民失去土地破產，“借地養民”正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于是開放邊境，漢族農民大批流入內蒙古。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察哈爾右翼四旗有村屯513個，科左前旗有村屯29個。19世紀初，內蒙古的漢族人口就達100萬，其中有文字記載的達40余萬人。
19世紀初歸化城六廳等四處漢族人口
清朝時內蒙古地區還居住有滿族、回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等。來到內蒙古的滿族，有些是清朝的官員，更大量是駐軍。清朝時在綏遠城設將軍府，乾隆時有滿族官兵2750名，連同其家屬約萬人以上。此外在呼倫貝爾都統府及各盟旗都有滿族官員、士兵以及隨公主下嫁的侍從。清朝時內蒙古共有滿族約2萬人。回族早在元代就來到內蒙古，乾隆平準噶爾部，曾從新疆遷回族數千來呼和浩特，后來繁衍分布到內蒙古各地。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族生活在今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地區，統稱為索倫部。他們連同回族人口在內約10萬人。
19世紀初內蒙古總人口為215萬。
19世紀初內蒙古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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