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明重要源頭和重要組成
研究某種文化,應該把它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人們說起草原民族和農耕民族，經常認為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族群，生產生活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所相同的地方也只是相互影響的結果。事實上情況并非如此，考古學顯示，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北方地區的人群過著定居生活，經濟類型是農業為主兼營畜牧狩獵的混合經濟。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是，在北方地區生產工具中，細石器所占的比例較大，顯示當地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區人群更依賴畜牧或者狩獵。其來源和組成與中原地區有著密切的關系。
我區著名考古學家田廣金、郭素新結合氣候變化對內蒙古地區史前人類生存與環境的關系做了詳細的闡述，他們指出，在最后冰期結束后，從公元前6千紀末—前5千紀末的適宜農業發展期間，北方長城地帶從東到西均發生和發展了農業文化。一個是東南部的興隆洼——紅山文化體系，以筒形罐為主要特征，由于離海較近，雨量相對較多，所以旱作農業傳入較早，文化發展較快，是全國最早孕育文明因素的地區之一；一個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在公元前5千紀末，由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以杯形口尖底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人群溯黃河北上，到達鄂爾多斯地區，幾乎同時，太行山東側以鼎和小口雙耳鼓腹罐為代表的后岡一期文化人群經張家口地區西進，首先來到了岱海地區；稍晚，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文化人群又經晉中地區北上，也來到岱海地區。這兩個系統的文化碰撞，融合，在內蒙古中南部實現了第一次農業文化人群的組合。
大約在公元前2千紀前葉，早已掌握了石砌圍墻技術的紅山文化居民的后裔開始西進，與末期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系)人群融合，在中國北方迸發出第3次文明的火花——老虎山文化。其標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現。在岱海地區距今4300年的降溫事件發生后，老虎山文化開始東進和南下。向東，石城建筑技術和鬲文化因素滲透到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向南，構成了朱開溝文化的主體；另一支沿汾河谷地南下，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成為進入文明階段的陶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青銅時代，在岱海中南部和東南部分別出現了朱開溝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兩地的關系也逐漸密切起來，甚至同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也有一定的聯系。此后氣候向干冷期轉變，其中尤其是西部地區的變化最為明顯。人們不得不縮小農業的比重逐漸向畜牧業轉變，一些具有畜牧民族的特征的器物開始出現。考古專家通過對鄂爾多斯青銅器時代重要遺址朱開溝遺址(距今4200年—3500年)各文化層所含植物孢粉分析，以及對鄂爾多斯地區全新世(距今1萬年以來)植被變化而復原的降水曲線研究，得出朱開溝遺址早、中、晚期生態環境向冷干方向不斷惡化的結論。進入新石器后期和青銅時期以后，隨著北方草原地區氣候和環境的變化，草原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產方式逐漸由原始農業、漁獵定居轉向游牧。北方草原地區的部族有的南下到相對溫暖的地區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有的隨著季節的變化在草原上開始游牧生產生活，游牧民族正式踏上了歷史的舞臺。
可以看出，北方草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基本上是農業地帶，它之所以變成游牧人往來馳騁的地帶，是生態環境、族群變動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一個復雜過程。中國北方戎狄諸族，由于其畜牧業本身就是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所以仍然遵循著中原農業民族的禮制，在朱開溝遺址中就發現了商式銅鼎和銅爵等禮器。《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的記載也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歷史根據的。草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由于同種同根的原因，有許多方面與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由于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又始終保有獨特、迥然的文化內涵和風格。草原文化在經歷了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元、滿清等幾個高峰期的發展延續，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與中原文化的長期碰撞、交流、融合，今天已經演變成為以蒙古族文化為典型代表的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文化長河。這個長河已經毫無懸念地融入了中華文化的大江大河，使中華文化匯江成海，成為一個包容工業、農耕、游牧、漁獵等生產方式在內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海洋。(巴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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