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試論抗日戰爭中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
試論抗日戰爭中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
—— 通遼抗戰歷史的回顧與沉思
程志峰 劉 忱
內容提要： 抗日戰爭使中國人民空前團結起來，中華民族煥發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巨大凝聚力和戰斗力。抗日戰爭，既是一場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更是一場意志和精神的較量。在那場空前壯闊的偉大斗爭中，中華民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主要表現出：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團結意識；寧為玉碎的民族氣節和敢于同敵人血戰的民族英雄氣慨。偉大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不僅成為激勵中國人民血戰到底的堅實思想基礎和強大精神支柱，而且在抗戰的烽火中得到了新的豐富和升華。這是偉大的抗日戰爭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一定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大力繼承和發揚。
十九世紀后半葉，日本經歷 “ 明治維新 ” 強大了以后，逐漸走向軍國主義，推行一系列對外侵略的政策，其矛頭直接指向中國。他們大肆叫囂 “ 滿蒙 ” 是日本的 “ 生命線 ” ，亟欲變中國的東北和東部內蒙古為它的殖民地。 1927 年 4 月，田中在他上臺組閣不久的 “ 東方會議 ” 上就提出了以 “ 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 。會后的 7 月 25 日，田中把 “ 東方會議 ” 上決定侵華的方針、政策和進行的步驟，以 “ 奏折 ” 形式，秘密上報天皇，公然狂叫： “ 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①
《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總方針、總政策、總行動綱領。占領中國東北和東部內蒙古，是日本侵略中國、霸占亞洲的第一步。日本在做好軍事侵略準備后，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其守備隊炸毀沈陽城北部南滿鐵道一段，然后賊喊捉賊地倒打一耙，誣陷是東北軍所為。并以此為口實，襲擊沈陽東北軍北大營，炮轟沈陽城，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嚴正指出，這一事件的發生，并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 “ 大陸政策 ” 、 “ 滿蒙政策 ” 所采取的直接行動，妄圖把 “ 滿蒙 ” 變成他們的殖民地。 ② 9 月 20 日，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聯合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三省宣言》，號召中國與日本的工農群眾聯合起來，趕走日本侵略者。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的通電》，指出：九 · 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產物，號召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組織游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 ③
在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亡國滅種的形勢下，面對兇惡的強敵，面對無法逃脫的生死劫難，中華民族煥發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實現第二次合作；不同民族之間拋棄隙墻之爭，同仇敵愾。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義無反顧，共赴國難，用血肉之軀筑起了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之間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空前大團結，堅強的凝聚力，就是巨大的戰斗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全體同胞凝心聚力、團結奮斗的結果。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民族精神，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動因；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維系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要紐帶，是激勵民族成員為民族生存和發展共同努力的內在動力，是民族歷經磨難而延綿不絕的根本因素。通遼（原稱哲里木盟）人民抗日戰爭史是中國抗日戰爭史的一個縮影。在抗日戰爭中，通遼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 . 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332 頁。
② 潘喜廷等著《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遠方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一版，第 43 頁。
③ 潘喜廷等著《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遠方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一版，第 44 頁。
一、 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東北很多地方基本上沒有抵抗就失去了家園。 “9 月19 日晨 ，日軍侵占沈陽，隨即在幾天內侵占安東（今丹東）、海城、營口、遼陽、鞍山、鐵嶺、本溪、撫順、四平、長春、吉林等20 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 9 月，遼寧（除錦州及遼西）、吉林兩省淪陷。 11 月，黑龍江省基本淪陷。 ” ① 通遼當時是遼寧省西北角的一個縣城，在 1931 年 10 月 14 日，日寇進攻通遼時，通遼人民認識到：沒有了國家，就沒有了生存的起碼條件和尊嚴，人活著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委曲不能求全，救亡才能圖存，抗爭才有前途。通遼人民選擇了抵抗。駐通遼的東北軍騎兵第三旅的 40 團和 41 團在團長王奇峰和楊希賓及通遼縣公安局長蔣連瑞指揮部下英勇迎戰，打退了日軍進攻，取得了勝利。直到 1932 年 1 月 17 日，日寇出動飛機、坦克再次瘋狂向通遼進攻，駐通遼的義勇軍和東北軍又進行了英勇抵抗才退出通遼。
通遼被日軍占領后，高文彬率義勇軍并沒有遠退，而是在距離通遼僅 35 公里的余糧堡一帶活動，多次給日寇以沉痛打擊。
日偽軍攻占通遼后，更加喪心病狂，妄圖乘勝西進，攻取開魯，進犯熱河。他們經過充分準備后， 1932 年 2 月底，日軍指揮官松井清助率四五十名日軍及 500 多偽軍向開魯進發。高文彬部義勇軍偵知這一情況后，遼北蒙邊騎兵第一路（由科左中旗卓力克圖親王府衛隊改編的抗日武裝）、第二路軍（由科左中旗達爾罕親王府衛隊改編的抗日武裝），在李海山、劉震玉司令員率領下，會同駐開魯縣的熱河省獨立騎兵第九旅一部，計 600 余人埋伏在通遼與開魯之間的道德營子附近。 2 月 29 日雙方展開激戰，擊斃日偽軍 380 人。日軍指揮官松井清助被擊斃。 ②
1932 年 6 月，高文彬率 800 多義勇軍攻入通遼的日偽軍司令部 —— 馬道尹府，用膠皮纏住刀把，砍斷電網，翻墻躍入大院內，砍死日軍 60 多人。 8 月 30 日，李海山、劉震玉率兩隊的騎兵再次向通遼進攻。因受前次血洗道尹府的鼓舞，指戰員戰斗情緒非常高昂。戰斗打響不久，義勇軍很快攻進了通遼縣城內的小街基，擊斃日軍大佐 1 人、士兵 30 多人。李海山、劉震玉兩路騎兵因彈藥缺乏，被迫中止戰斗，撤往通遼西官銀號村。 10 月 6 日，開魯后援會給李海山、劉震玉部義勇軍送來了 5 萬發子彈。李海山、劉震玉遂與當晚向通遼縣城發起第三次進攻。戰斗打響后，通遼電燈廠 24 歲的工人張萬中冒著彈雨用鐵鉗子剪斷護城電網，協助義勇軍攻城。日軍出動坦克、裝甲車占據路口，用機槍掃射，封堵路口。戰斗到黎明，斃日軍 70 多人，偽軍 90 多人，義勇軍損失也很慘重。 ③ 這次義勇軍雖然也沒攻下通遼縣城，但給日軍很大打擊。日偽軍龜縮在城內，不敢輕易出城。為防義勇軍夜襲，又修了第二道護城電網。
通遼廣大民眾的大無畏犧牲精神，給日本侵略者以沉痛的打擊。因為，國家是民族生存和個人生存的前提，如果不想當亡國奴，不想被異族欺凌，每一個中國人除了用自己的生命去鑄就民族的生命外，別無選擇。抗日戰爭是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激發、匯聚、升華，并得到最充分、最生動體現的一個歷史見證。
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 . 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333 頁
② 劉忱著《通遼抗戰史》，遠方出版社 2007 年第一版，第 18 頁。
③ 參見劉忱著《通遼抗戰史》，遠方出版社 2007 年第一版，第 19——24 頁。
二、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團結意識
和衷共濟、團結奮斗是中華民族的力量源泉，也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走向復興的巨大力量。 縱觀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我們能夠發現，無論是面對天災還是人禍，或者是外族的入侵，我們中華民族總是能夠爆發出驚人的凝聚力。
九一八的槍聲，震撼了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國難當頭，通遼各民族、各階層人民表現了強烈的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 的責任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紛紛投身到抗日戰爭中來。從封建王公到普通百姓、從貧窮到富有、從城市到農村，都表現出了對地區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關心和憂慮。各階級、各階層、各族、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綠林好漢，視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攜手并肩，團結一起，英勇對敵，用血肉之驅共同譜寫了一曲曲奮勇殺敵的正氣歌。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軍軍事訓練委員會步兵組長高文彬（少將軍銜）急赴北平向張學良獻策，自薦通過親友關系去說服握有兵權的哲盟地方有實力的人物，廣泛團結蒙漢族人民，共同抗日。張學良采納高文彬的建議，決定組織 “ 遼北蒙邊宣撫專員行署 ” ，領導遼北蒙邊抗日武裝斗爭，并委任高文彬為宣撫專員。 1931 年 11 月中旬，高文彬帶王云漢、李樹凱、蘇崇武、白夢梅、張子振等 20 多人來到通遼，正式樹起了抗日大旗后，即會唔地方民族上層人物，做宣撫工作：日寇要滅亡整個中國，對蒙古人也絕無好意，我們要知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的道理；日寇挑撥蒙漢關系，居心叵測，即使蒙漢民族有過鬩墻之爭，也應通達大義，外御其侮；蒙漢兩族休戚與共，命運相通；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優良的革命斗爭傳統，中國地大人多，團結抗戰定有光明前途，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要盡心施志，非眾志不能成城 ① 。并發表聲明，號召蒙漢各族人民立即行動起來，上下一心，以御外侮；并警告官吏拒絕日寇偽命，倘若乘此危亡，賣國求榮，為虎作倀，干冒不韙，則捕殺正法。
在高文彬等人的宣撫下，一些 “ 綠林好漢 ” ，也舉起義旗，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報號 “ 海山 ” 的綠林首領謝海山，于 1931 年 12 月投身抗日，活動于通遼、開魯一帶。綠林出身的杜鴻奎、齊福臣率部抗日后，分別被編入高文彬、賈秉彝部義勇軍，活動于通遼、開魯、科左中旗等地。 1933 年春，活動在開魯縣的 “ 老來好 ” 、 “ 五湖 ” 土匪綹子在胡家崗打死日軍七人，打傷十幾人。開魯縣的 “ 黑河 ” 綹子在白沙坨村打死日軍三人，活捉一人 ② 。
很多有影響的上層人士如科左中旗扎薩克（旗長）達爾罕親王那木吉勒舍冷，四洮鐵路工程局督辦、張作霖高級幕僚馬龍潭都拒受偽職。這對通遼蒙漢各族人民的抗日斗爭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九一八事變前后，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派出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學習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在國家和民族的危難之際紛紛回到內蒙古各盟旗，開展地下活動，介紹蘇聯、外蒙古革命情況，啟發農牧民的革命覺悟，為共產國際搜集情報。派回哲里木盟的就有特木爾巴根、朋斯克、包尼雅巴斯爾、烏力吉敖喜爾、烏瑞廷、馬尼拉等。他們深入到農牧民群眾中，或以經商作掩護，或打入偽滿政權內部，為共產國際傳遞了很多有價值的日偽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為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日本的侵略，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仇恨，促進了各族各界人民的團結一心。空前的民族團結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象抗日戰爭那樣，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人們凝聚在一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為民族命運憂慮，都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真正做到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糧出糧，有知識的出知識；軍隊和老百姓相結合，武裝斗爭與非武裝斗爭相結合，前方斗爭與后方斗爭相結合，公開斗爭與隱蔽斗爭相結合，使猖獗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侵略引發了抗爭，抗爭錘煉了偉大的人民，人民贏得了偉大的戰爭。
① 劉忱著《高文彬部抗日義勇軍在哲盟》，通遼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通遼市文史》（第一輯）， 1986 年 1 月。
② 趙國恩著《我所知道的開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一版，第 142 頁。
三、寧為玉碎的民族氣節和敢于同敵人血戰的民族英雄氣慨
從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在日本侵略者長達 14 年的侵華戰爭中，造成中國軍民傷亡 3500 余萬人，經濟損失 5000 多億美元 ①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一次空前浩劫，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是一段讓中國人難以忘懷的刻骨銘心的悲慘歲月。在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通遼人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傷亡無數，財產損失難以估量。在日冦的殘暴統治下和與日寇的殘烈戰爭中，通遼人民面對敵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對死亡的威脅義無反顧。不偷生、不茍且、不畏強暴，用血肉之軀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寧為玉碎的高貴品質放射出奪目光彩。
例如， 1934 年 4 月，扎魯特旗的加林臺、關甘格、散布拉、甘木格爾組織偽警察武裝起義，計劃失敗后四位組織者被捕。日本侵略者對加林臺、關甘格、散布拉、甘木格爾處以 “ 凌遲 ” 酷刑，一刀一刀割肉，逼迫供出同謀。四人視死如歸，行刑幾個小時，直到鮮血流干，英勇就義，沒有交待一人，保護了全隊幾十人的生命。
1935 年 7 月，奈曼旗周榮九組織 “ 抗日救國軍 ” 武裝起義，攻陷了八仙筒鎮。 ② 鎮內 6 個日本人，其中參事官山守榮治，指導官中根長一兩人被擊斃，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警長田金座、鹽務長穆村三人被活捉，只有一個叫徐藤的日本人跑掉了。戰斗結束后，周榮九命令打開監獄，救出被關押的抗日群眾 50 多人。當天下午 3 時，周榮九下令將活捉的三個日本人懸吊在十字街西南院，在這里召開了群眾控訴大會，聲討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會后，將這罪惡累累的三個日本侵略者槍斃 ② 。周榮九的 “ 抗日救國軍 ” 隊伍發展到 1500 多人，編成 10 個大隊，明確提出了 “ 推翻滿洲國，驅逐日寇，還我河山 ” 的口號。經過一年多的浴血奮戰，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震懾了日偽漢奸的賣國行為，鼓舞了蒙漢各族人民的抗日救國斗志，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節。 1936 年 9 月，周榮九戰死，時年 42 歲。
1944 年春，開魯縣的馬鳴鸞創作反日 “ 天書 ”—— 《正大光明》。用猜字、暗筆、會意等手法編成一段段金猴捉妖的故事，以 “ 妖 ” 喻敵， “ 金猴 ” 代表抗日武裝力量， “ 金猴 ” 秉承 “ 天意 ” 歷盡艱辛，終于降伏造孽人間的 “ 妖魔 ” 。 “ 天意 ” 即 “ 民心 ” 。 “ 天書 ” 語言晦澀，寓意深刻。開篇四句是：
一人扛橫桿，
忘字底不全，
時刻化去寺，
木字一中穿 ” 。
每句為一字謎，四句的謎底是 “ 天亡日本 ” 。
書中還對日本 “ 出勞工、抓國兵、要出荷、勤勞奉仕，苛捐雜稅 ” 等逐一進行揭露、抨擊，啟發讀者覺悟。書的最后，用四句偈語總結全篇：
十八二人懸，
日上三人盤，
更邊一人站，
女戴紫金冠。
解曰： “ 來春便安 ” 。 “ 來春 ” 指 1945 年，斷言日本侵略者在 1945 年將要失敗。馬鳴鸞假借 “ 天意 ”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預言侵略者的必敗下場，激勵人民堅定信心，投身反抗侵略者的斗爭中來。
日偽當局查獲 “ 天書 ” 后，大肆抓人，很多無辜群眾被抓捕后，坐老虎凳、灌涼水，施以酷刑摧殘。無辜群眾免遭殘害，馬鳴鸞挺身就捕，承認 “ 天書 ” 是他寫的。馬鳴鸞被打得體無完膚，但始終沒有屈服，表現了一個中國人 “ 可殺，不可辱 ” 的錚錚鐵骨。
在通遼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根據市委史志辦 “ 通遼抗日戰爭中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組 ” 的不完全統計， 14 年中，哲盟傷亡 11178 人； 1933 年，全盟有 1495 人下落不明白； 1943 年，全盟 1294 人出勞工，有 257 人沒回來，年死亡率達到 20% ； 1938 年，僅開魯縣就有 195 人被活體解剖。 6 萬平方公里的哲盟大地，可以就是一寸江山一寸血！
當我們回首七十多年前這段血與火的歷史，贊嘆英烈們憾人心魄的英雄業績時，帶給我們的不應僅僅是心靈的振顫，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升華，增強愛國主義意識，增強中華民族的 凝聚力 。
縱觀中華民族的抗日斗爭歷史，我們能夠爆發出驚人的愛國主義凝聚力。是因為中華民族擁有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決定它本身具有凝聚人心、團結協作、剛毅奮進、厚德載物、愛國愛家、憂國憂民、不屈不撓的基本精神。從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生成要素來看，它是以傳統文化為基礎和依托，以傳統文化本質為組成要件，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發展的基因與基石。一方面，中華民族凝聚力顯現著傳統文化的豐厚積淀，是精神與文化的結晶；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對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民族精神起著決定作用，它制約民族精神的走向與發展，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的靈魂。同時，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和鞏固，又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涵，增強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今天，在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進程中，繼承和光大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增強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① 練紅寧《偉大的民族，博大的情懷》，中國青年報 2005年 9月 4日第二版
② 楊曉春、張斌《周榮九和奈曼旗 “抗日救國軍》，內蒙古黨史研究室編《內蒙古抗日救亡運動》，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年 10月第一版，第 36頁。
（作者單位：通遼市委史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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