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毛澤東開啟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歷史考察與現實啟示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激越變革的歷史時期，思想文化問題往往成為爭論激烈的重大議題。“文化問題上的革新主張，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經濟上變革的輿論準備和思想先導”，“建立什么樣的文化，以及怎樣建立某種文化，實質上提出的也就是社會、民族、國家變革的性質與方向問題”。回顧黨的百余年奮斗史，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帶領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并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根本在于高度重視并善于運用先進思想文化引領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黨的文化領導權就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在宣傳思想文化領域逐步形成并確立的領導權，主要體現在黨對文化建設前進方向的引領、發展道路的開拓和具體工作的管理上，其本質是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先進、最科學的思想武器為指導，并將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提出和發展能夠對中國人民起到巨大動員、鼓舞和指引作用的先進理論和先進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的文化綱領，這個嶄新的文化綱領是一面極具感召力的思想旗幟，不僅確立了黨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而且引領了近代以來“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走向。
一、從何而來：提出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理論依據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曾經創造了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遭遇文明難以賡續的深重危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掀起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尋找真理、反抗壓迫、追求進步的時代潮流。隨著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中，人們生產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設雖然決定于經濟基礎，但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先進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反之，落后的、錯誤的觀念如果不破除，就會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桎梏。”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觀察社會、變革中國、引領時代。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先進思想文化的重要作用，明確強調“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是要在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毛澤東的這些重要論斷蘊含著并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
追本溯源，提出“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了唯心主義歷史觀并對唯物史觀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揭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史觀的出發點。“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了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觀點，他指出，“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
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歸根到底是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但是國家、法、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方面的因素具有相對獨立性。恩格斯晚年批判了把唯物史觀片面化、庸俗化的所謂經濟唯物主義觀點，指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強調歷史發展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從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出發，指出了經濟、政治與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辯證關系：“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將這一基本原理概述為：“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
思想文化對政治和經濟的影響不會憑空產生，必須通過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實現。毛澤東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為救國救民而苦苦追尋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概言之，要使馬克思主義真正成為改變中國前途命運的思想武器，就必須用這種先進思想武裝人民群眾并作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可以說，正是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喚醒了中國人民奮起抗爭，才充分發揮了科學理論在拯救中華民族危難和扭轉中國前途命運中的巨大作用。
無產階級的思想文化要對社會實踐活動產生引領作用，一方面取決于這種思想文化本身的先進性，另一方面取決于掌握這種先進思想文化的無產階級政治組織對文化力量的領導權。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列寧認識到“正確地反映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和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先進性，他將無產階級政黨的文化力量視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922年3月，列寧總結道，“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將“新的文化力量”與“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一起歸結為“中國的革命力量”。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以后，在中國文化戰線上“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斗爭中有文武兩條戰線，革命文化是推動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充當著指揮員的重要角色。
馬克思主義認為，思想文化作為上層建筑，最終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毛澤東將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視為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就像“對于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如果說毛澤東提出“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那么，毛澤東將黨的文藝工作比作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的直接思想來源則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以及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和文藝的重要論斷。1905年11月，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著重批評了那種打著“絕對個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由”的旗號，企圖擺脫黨的領導和監督的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和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傾向。他指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直接引用并深入闡述了列寧關于“齒輪和螺絲釘”的觀點，這表明了他對列寧文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政治品格和獨特政治優勢。“正是由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我們黨才從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領導權，掌握了創造歷史的主動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政黨文化領導權的相關論述為我們結合中國實際進一步認識和闡發這一問題提供了基于唯物史觀的科學立場、觀點和方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就是我們黨掌握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二、為何如此：爭取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歷史緣由
近代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時代之問。這一問題“在政治思想領域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其內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學習，并且對傳統進行反省，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華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這一思想領域中的論爭，“實質上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現實斗爭的反映”。
歷史地看，“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起源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過程中對“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歷史之問的回應，而“中國向何處去”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又與世界現代化格局和近代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有關。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變化”。由于西方國家工業革命起步較早，導致了現代化發端于西方國家并由其長期領跑的世界格局；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在明朝后期閉關鎖國政策影響和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逐漸走向衰落。鴉片戰爭后，中國在前所未有的劫難中被動卷入世界現代化潮流，“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成為先進的中國人為拯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復興而達成的一項共識。
追求進步的中國人曾經努力向西方學習，然而這一過程充滿了矛盾和困惑。在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之前，爭相登場的各種主義和輪番出臺的各種救國方案都失敗了。這種失敗與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入侵直接相關。中國人要想完成救國救民和民族復興的重任，不僅要反抗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還要對抗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中，包含著民族文化的災難。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和有識之士在文化心理層面上的普遍困境是：一方面，在受到西方列強的大肆侵略之后，情感上強烈地反西方，但理智上又不得不師法西方，試圖向西方學習救國救民之道；另一方面，在這種巨大的外部沖擊中深切感受到了封建專制統治的腐朽落后，理智上強烈地反傳統，但情感上又對傳統文化有著難以割舍的依賴。對于這種窘境，毛澤東表達了中國人內心的困惑：“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在中國人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這種狀況開始改變。“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加劇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陷入的深重危機，在中國共產黨的力推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然而，“全民族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隨著國民黨頑固派刻意宣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主張，尖銳地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彼時，國民黨頑固派及其御用文人妄圖以篡改的“三民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有些代表人物雖然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抗戰不力表示不滿，但對于共產黨的主張和抗戰的前途也抱有疑慮。在這種背景下，1940年前后，毛澤東相繼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理論著作，系統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綱領，不僅指導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而且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說明了黨對于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系統見解，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這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科學概念。他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開篇即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緊接著他明確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綱領并勾勒了新中國的文化建設藍圖。“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毛澤東指出，“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帝國主義文化，“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半封建文化的代表。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闡明了曾經在“愚昧落后的中國”占統治地位的“舊文化”，即反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文化”和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半封建文化”都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特點和經驗的基礎上指出，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五四運動以后，“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五四運動以后，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種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澤東深刻洞察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揭示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的科學結論，由此順理成章地提出了作為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的“文化革命”以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新文化都不能離開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的領導這個重要論斷。
五四運動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轉折點，是中國人民對西方現代化潮流涌入國門后的一次文化回應，實現了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全面覺醒。五四運動之后，各種主義爭相登場，各種思潮相互激蕩，打著“復興民族文化”旗號的各種文化建設方案和論調層出不窮。“真正把握住文化建設新要領的”，是“一直在精心探討中國未來命運的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文化建設綱領，就是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論”。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對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新學思想”和代表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和透徹的辨析，在此基礎上用新民主主義文化論回應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古今中西之爭”。
思想文化問題上的重大爭論及其最終走向，深刻影響著社會風貌、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在思想解放與爭鋒的過程中，困擾近代中國多年的關于未來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問題出現了新的解答方式，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為爭取黨的文化領導權而進行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其實質是中國共產黨將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對“古今中西之爭”的被動回應轉化為在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和探索現代化道路過程中對中國前途命運的主動引領。誠如馮契所言：“中國共產黨人對民主革命時期的古今中西之爭從政治上、文化上作出了科學的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經過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然后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向社會主義轉變，獨立自主探索并走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給出的答案。
三、如何實現：構建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實踐要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也是認識的目的。在人類的整個認識活動中，認識層次的深化和認識形式的改變，都服從和服務于實踐發展的需要。“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既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又產生于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是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辯證統一，實現黨的文化領導權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要落實到相應的領域和具體的工作中去。如何在現實中構建起黨的文化領導權？毛澤東對此有著深邃思考和生動實踐。
1.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根本導向，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在本質上具有意識形態屬性，黨的文化領導權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成立之初，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而工人階級人數較少的舊中國，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最終實現黨的一大綱領所提出的實行社會革命這一根本政治目的，不僅要有一支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且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以及其他革命群眾進行有效的理論武裝。也就是說，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在黨的歷史上，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一度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和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毛澤東較早地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并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他歷來反對不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而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的錯誤傾向。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這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1938年10月，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并由此帶領中國人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毛澤東強調，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是全黨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揭示出一個深刻的道理：中國共產黨要確立其根本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僅要向人民大眾展示其科學性，而且最根本的是要在中國人民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充分彰顯其實踐偉力。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下，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如果說毛澤東通過提出和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文化論）“使許多人對當前奮斗的目標和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來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義的大旗下來”，那么，延安整風運動則是毛澤東系統構建黨的文化領導權并將其付諸實踐的關鍵環節。1943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明確指出，整風運動就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去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是無產階級同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在思想上爭領導權”。作為一次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整風運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整風運動開展后，通過對歷史問題的深入討論，黨內不僅認識到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上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理論上對馬列主義有創造性的發展，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且找到了概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碩成果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毛澤東思想。”整風運動對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5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就用黨內法規的形式而且在革命運動的實踐中確立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進而使全黨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團結，為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
2.以知識分子和文化文藝工作者為關鍵力量，建立一支忠實于黨和人民事業的文化軍隊
知識分子是知識的傳承者和文化的創造者。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就認識到知識分子是黨領導下的文化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決定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基本力量之一。黨的四大指出，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在智識界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地傳布無產階級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在毛澤東看來，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化固然重要，但是，在革命斗爭中更為迫切的是，作為先鋒隊的知識分子和作為主力軍的工農民眾相結合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知識分子只有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支強有力的軍隊。
思想文化領域是知識分子最為密集的領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文化文藝創作視為知識分子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重要紐帶。全面抗戰開始后，隨著大批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紛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各類文藝社團和文化作品大量涌現。但是，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還沒有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起來，在文藝創作中存在著脫離根據地實際、輕視工農兵等不良現象，一些文藝作品中流露出個人主義的價值追求和對黨的領導加以排斥的思想傾向。
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為了“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先后三次參加座談會全體會議，兩次發表重要講話，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并著重回應了文藝界存在的爭議問題。根據胡喬木的回憶，座談會現場有一些不同意見乃至激烈爭論，“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革命文藝和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毛澤東依據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指出：“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在抗日根據地，文藝工作的接受者和服務對象首先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由此闡明了黨領導的革命文藝為什么人這個根本問題。
關于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文藝工作的普及和提高這個角度入手，展開了深入淺出的剖析。毛澤東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源泉。當時，擺在工農兵面前的現實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斗爭，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于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革命文藝的普及工作更為迫切。毛澤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揭示出“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的道理。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要用文藝服務和教育工農兵，就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打成一片，就“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然后才能進行文藝創作并使作品被人民群眾接受。
正如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指出的，毛澤東“強烈地意識到思想是向新社會前進的車輪而進入文學的世界”，而延安的一些作家和藝術家“似乎把腦力工作只當作個人的偏愛”。毛澤東對一些堅持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脫離群眾，“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現象進行了批評。毛澤東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學會“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進而運用馬克思主義去破壞“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在破壞的同時建設起新東西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最后一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延安文藝界“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
座談會后，毛澤東又在不同場合兩次集中發表關于文化文藝問題的意見，對講話內容作進一步補充和闡釋。在1942年5月28日召開的整風高級學習組會議上，毛澤東坦率地指出，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目的是解決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我們黨的結合問題，和工人農民結合的問題，和軍隊結合的問題”，“要結合，就必須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轉變到無產階級思想”。日本學者竹內實認為，毛澤東成功運用了“高層次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和“日常生活”相結合的方法，這種方式不僅使得此前持有異見的文藝工作者心悅誠服，而且也得到了革命群眾的廣泛認同和支持。丁玲回憶道：“黨中央召開這樣一次空前的文藝座談會，表明了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一貫重視，對文藝工作者的健康成長和發展的一貫關心，對文藝戰線上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在隨后開展的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中，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學習貫徹講話精神的重要文件。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指引下，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奔向抗戰前線，深入工廠、農村、部隊，接觸群眾，體驗生活，一大批反映革命斗爭和生產生活的小說、詩歌、戲劇、歌曲、木刻等優秀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文化領域呈現出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
毛澤東從組建一支忠實于黨和人民事業的文化軍隊出發，以促進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同工農兵相結合為著力點，將文化文藝工作的創造力和凝聚力切實轉化為革命斗爭中的實際戰斗力，真正起到了“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的獨特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講話》（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者注）的發表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整合‘文化軍隊’以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關鍵步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延安整風運動不僅有效整合了文藝工作者和知識分子隊伍、使這支文化軍隊成為助力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力量，而且推動形成了黨領導文化文藝工作的根本方針、引領了此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發展方向。
3.以黨報黨刊等媒體為溝通橋梁,實現宣傳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的有效融合
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宣傳工作，通過黨報黨刊等輿論宣傳陣地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黨從起根發芽時就是從宣傳工作做起”。《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規定：“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在革命斗爭中，黨始終把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擺在極為重要的位置，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制定宣傳紀律、拓展宣傳陣地、完善工作機制等舉措推動宣傳思想文化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毛澤東在直接領導和從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過程中，反復強調宣傳工作的黨性原則和報刊的政治屬性。毛澤東明確指出宣傳工作要“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充分認識通訊社、廣波及報紙作為革命政策與革命工作的宣傳者、組織者的重要作用，“把報紙拿在自己手里，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嚴肅指出“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
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強制處在健康清醒狀態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思想文化層面上的領導權不是一種簡單的政治口號或行政命令，而是一門領導藝術。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宣傳部門要向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要順應群眾需要、反映群眾心聲。如何實現黨的領導？1943年1月，毛澤東在關于領導問題的一次講演中闡明：“黨的領導就是集中人民意見，經過思考研究變成黨的意見，然后又把黨的意見拿到人民中去實現，這就是所謂群眾觀點和領導藝術，就是真正理論與實際的聯系。”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這篇關于新聞宣傳工作的綱領性文獻中，毛澤東對如何掌握和運用“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這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作了進一步闡釋。毛澤東指出，“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在電臺廣播，使廣大群眾都能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毛澤東批評了那種不顧群眾思想實際，盲目宣傳和組織群眾的做法。他強調，要在黨報黨刊工作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堅持面向群眾、開門辦報。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以其指導思想的科學性和文化綱領的先進性逐步確立起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黨的文化領導權寓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實際，在潛移默化中產生了政治動員、思想引領、文化感召和精神鼓舞的巨大效用，最終將先進思想文化轉化為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強大物質力量。正如1949年7月1日新華社發表的經過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給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賀電中指出的：“我們中國是處在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況中。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們黨繼續引領文化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四、現實啟示：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堅持和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
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總是能夠與時俱進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全面發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率先認識到并肩負起“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這一歷史使命。在引領中國文化繼續向前發展的進程中，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最終走出并成功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1.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文化強國建設凝心鑄魂
當前，國家文化影響力競爭日趨激烈，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既有對話交流也有對抗交鋒。“世界上各種文化之爭，本質上是價值觀念之爭，也是人心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歷史反復證明，意識形態決定著文化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告誡黨員干部，“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確保文化建設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旗幟鮮明地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在實踐基礎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也是一部自覺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的歷史。毛澤東曾經語重心長地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文化建設階段性目標任務的認識在實踐中持續深化。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的明確要求，強調要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標注了文化坐標、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錨定了文明航向。2023年10月，黨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高舉起我們黨的文化旗幟。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文化建設領域的具體展開和集中體現，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重大成果。
縱觀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生成發展，毛澤東在歷史和邏輯的意義上開啟了黨的文化領導權。通過對毛澤東開啟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歷史考察可以看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中國文化發展歷史邏輯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邏輯有機結合的必然結果和重大成果。從理論維度看，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從歷史維度看，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黨對“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這一歷史使命的堅守和傳承；從現實維度看，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對新時代我們黨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煉。正因如此，習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強大的理論穿透力和實踐引領力貫通歷史、現在和未來，是我們在新的起點上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強大思想武器。
2.在新形勢下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不斷開創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作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首要內容和核心命題，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既是歷史的結晶，又是時代的產物，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洞察時代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重大論斷，強調的就是“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重大問題，由此明確了堅持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根本政治保證。
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中，我們黨一貫強調既要堅持黨性原則，又要做到服務人民，實際上就是要求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中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當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環境、對象、范圍、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根本原則和根本任務沒有變。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黨的文化領導權是黨的全面領導在文化建設領域的必然要求和具體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擺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著力加強黨中央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所有宣傳思想部門和單位，所有宣傳思想戰線上的黨員、干部都要旗幟鮮明堅持黨性原則。”新形勢下，堅持黨性原則，就要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黨管互聯網，堅持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新聞網站，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以人民為中心是貫穿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鮮明主線和價值追求。從本質上看，黨性和人民性是緊密聯系、相互貫通和內在統一的。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作了深刻闡述：“我們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體現黨的意志就是體現人民的意志，宣傳黨的主張就是宣傳人民的主張，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可以說，堅持黨性，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才能有明確立場和根本指向；堅持人民性，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才能獲得活力源泉和動力基礎。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圍繞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就要順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斷提升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能力，讓人民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者，貫道之器也。”宣傳思想文化戰線要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把網下工作同網上工作結合起來、把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起來，及時反映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生產生活實踐，引起人民思想共鳴，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激發人民創造活力，更好地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轉化為人民群眾投身中國式現代化的自覺行動。
3.在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化中華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努力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命題起源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過程中對“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歷史之問的回應，本質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種內外因素和近代以來思想文化領域產生的“古今中西之爭”共同作用的結果。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黨的文化領導權”問題，可以視為對“古今中西之爭”的“破題”，但是，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老一輩共產黨人沒有也不可能徹底完成“解題”的歷史任務。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換言之，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必然要涉及“古今中西之爭”這個無法回避的歷史議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也更有責任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中的“第二個結合”，是跨越百年征程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第一個結合”的基礎上提出的又一重大命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和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鮮明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命題。“第一個結合”解決的是理論與實際、主觀與客觀的關系，“第二個結合解決的是古與今、中與外的關系”。“第二個結合”既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對“中西之爭”的主動回應，也是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高度對“古今關系”的積極調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正是在‘兩個結合’的指引下，我們成功開辟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從傳統走向現代，是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經過不懈努力，我們黨帶領人民成功走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創造中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現代轉化的內在邏輯，就會激活文化傳統的生命力，并為之賦予時代內涵，將‘古今中西之爭’轉換為文化古今相通與文明交流互鑒，以交融會通的方式促進文化‘涵化’。”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現代化實踐給文化創新創造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大體而言，“在現代化啟動階段，非經濟因素特別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轉變階段則是經濟與技術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現代化后期特別是社會整合階段，則是文化因素、生態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當前，中國已經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總體上進入了現代化中后期發展階段，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要立足現實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思想精華，著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站在社會革命的高度來看，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對中華傳統文化加以審視和批判，準確辨識和徹底清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才能真正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并彰顯其新的時代價值，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任務。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差異自古就存在，每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獨特精神血脈，也有著獨到的借鑒意義。中華文明就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中華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著重要價值。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這句古話，來表達用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對待文明多樣性的中國理念。我們既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又要看到不同文明在共同價值追求上有諸多相通之處。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國際場合強調既要促進世界文明多樣性，又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鄭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系統闡釋了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的中國主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的態度和原則。這一倡議對于推動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構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更加縱深的歷史視野和更為宏闊的世界眼光來看，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中國共產黨這個肩負推進國家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復興重任的百年大黨在新的時空維度中提出的深刻命題，其理論旨趣是經由“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去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通過對“古今關系”的積極調適和“中西之爭”的主動回應，努力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其實踐價值不僅在于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而且在于為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人類文明攜手共進提供嶄新的中國方案。
結語
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為條件。一百多年來，作為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推動者，中國共產黨既堅定地信仰和踐行馬克思主義，又忠實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努力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任務，只有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才能進一步鞏固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齊心協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文化支撐。在深入考察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生成邏輯和實踐展開之后，我們不難發現，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也可以預見，堅持和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也不可能一勞永逸，而必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新征程上，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導下，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共同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奮力推進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而又未竟的事業，最終用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歷史之問，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
（作者為束錦，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理論研究基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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