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論續修方志的模式選擇和基本要求
近幾年來，隨著首屆修志任務的陸續完成和第二屆修志工作的逐步展 開，方志界對續修方志的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續修方志是個大題目，涉及各個方面，本文擬就討論中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即續修方志的任務和志書模式、內容及基本要求問題，略述淺識。
一、“續修”之義和各家歧見
續者,繼續也,這是眾人一致的理解。但“修”之義，討論中卻見二說：一是按辭釋義，理解為編纂、撰寫；另一說則認為包含了對前志修正和增、補、續等幾層意思。由此，便出現了對“續修”之義的歧見：一種意見認為是指前后屆修志工作相承相續；又一種意見認為是繼續進行修志，弘揚傳統，又續又修；還有一種意見則理解為承續前志而修續志。
由于大家對“續修”之義理解不同，存在歧見，所以對續修方志的任務和志書的模式,便各有主張,并引證歷史上傳統方志續修的格局和志家高論，為自己設想和堅持的模式主張提供佐證。他們各言所是，持之有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形成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大體而言，各家提出的續修方志模式有如下幾種：
1．既續又修。即如王忍之同志所說的那樣，一個任務是“續”，把中國改革開放20年的變化記述清楚；第二個任務是“修”，對上屆志書進行修正，要做很多考訂、補充、修正等等的工作。(詳見《中國地方志》2000年第5期)諸葛計同志在《續修志書中的“糾”字談》一文提出的“在前志基礎上的續、補、糾、創”，即“續記前志下限后的史事；補上前志所當有而實際缺少的內容；糾正前志存在的謬談；在前志基礎上的創新。”(見《中國地方志》2001年第1、2期合刊)與前說一致。
2．重修或新修。有的同志認為，“如果前志問題甚多或嚴重疏漏，則可以重新修一部統合古今的志書”；或謂：“有嚴重質量問題的志書則要重修。”(見《中國地方志》2000年第6期魏橋、呂志毅文章)也有的同志主張從用志需要出發，續修的每一部志書都應該“獨立成志”，即“續修一部全新的‘一方之今古’的實用志書。”(孫其海：《續修方志的模式和編纂構想》，見《中國地方志》2000年第6期)魏、呂二位提出的重修或新修意見是從前志質量不高的實際出發，是有條件的；而后者則是對續修的每一部志書的要求。
3．以上屆志書的下限為續志的上限，編纂斷代志。例如有人就提出：“務必要以前志的斷限時間為續志的上限時間，不可越上限而出。”(黃德權：《續修縣志的思考》，《中國地方志》1996年第1期)
面對種種不同模式主張，續修方志實踐中如何抉擇呢?總的來說，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下面，再作具體討論。
二、續修方志模式選擇的兩個基本依據
前志質量狀況和當地地情，是續修方志模式選擇的基本依據。
根據前志質量狀況來確定續修方志模式，這是一種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正確主張。歷史上的一些修志名家，也曾提出過這樣的意見，例如章學誠在《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文里，就說過：“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古今，蓋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而如果“前志可取”呢，那就不必所有續修方志“皆計及三數百年”了。黎錦熙1938年受聘為陜西城固續修縣志總纂時，草定了“續修工作方案”即著名的《方志今議》一書，開宗明義便直言“誠固舊志，成于清康熙五十七年，距今已二百二十年，核其體例內容，皆欠精備”，所以續修《城固縣志》，便不能“一續即可”，而必須“‘續’之外宜有所‘補’，續與補之外更宜有所‘創’。”他特別強調，之所以要“有所‘創’”，是因為“居今日而修方志，決非舊志之旨趣與部門所能范圍”。章、黎二人的這些言論，對我們今天續修方志進行模式選擇，至少有兩點啟示：一是對待前志的質量應有客觀、恰當的評價，然后視情況決定重修還是編修續志，不可憑主觀意象草率行事；二是應將前志的體例篇目與發展了的地情認真比對，如果“舊瓶”裝不了“新酒”，那就應當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予以創新體例篇目，力求使續修方志實現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但是如今畢竟時代發展了，今天的修志事業與舊時大不相同。當代編修方志，都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前后屆編修方志的目的、要求、任務基本相同。所以，前屆志書的體例篇目，有可為續修方志繼承沿用者,即使選擇續志的模式,也不可置前志體例篇目于不顧，借口續志與通志的模式導致，率爾而為。這是必須注意的。
其次，我國幅員廣大，各地地情不一，雖然都是續修方志，也不能“一刀切”，都采用某一種模式，而必須根據當地地情實際，選擇一種最適應記述縣情的模式。這里，我們不妨舉幾個實例作一些探視：
例之一,上海市嘉定縣續志。1992年10月,國務院批準嘉定縣撤縣建區，區政府為使續修的志書與前志連接，使南宋嘉定十年(1218)建縣至撤縣建區的縣情歷史完整，而與建區后的區情自然分割，因而決定并編修出版了《嘉定縣續志》(1988—1992)，上限與前志相接，下限斷于撤縣建區。
例之二，浙江省普陀區志(1987—1995)。該志是《普陀縣志》的續志，上限起自普陀撤縣建區，順理成章。
例之三，二部正在編修的撤縣建市地區續修志書。江西省德興市市志，上限為撤縣建市之時,下限為2000年,既是前縣志的續志，又是獨立的《德興市志》。一部是浙江省義烏市市志，雖然此前已出版了新編《義烏縣志》，正在編修的《義烏市志》選擇了統合古今的通紀體模式，屬新修志書。同是縣改市的市志，選擇了不同的志書模式。
例之四，安徽省《濉溪縣志續編》。上限緊承前志的下限，但有些事物的記載時間適當上伸，有補和糾的內容，屬既續又修模式。
例之五，江西省《萬年縣志》。鑒于前志成書于政策開放之初，且屬內印志書，所以便選擇重修(新修)模式，以充分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變化。
上述各例，表面看來五花八門，模式不一，但本質卻是一致的，都是以前志狀況和地情為依據，選擇適應記述需要的模式，較好地體現了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精神；設若用一個模式續修這些志書，則勢必難于行事。看來《關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定》規定“編纂地方志應延續不斷”，而不具體要求采用何種模式續修方志，為的就是讓各地續修方志能按當地實際需要，自行選擇某一種模式。
這里必須申明：以上所舉實例，主要是為了說明問題。從已知各地續修方志的大體情況看，采用既續又修模式的，屬大多數，具有普遍性。但總的說來，各地續修方志中多種模式并存，擇一而用，還是恰當的。
三、續修方志記述內容與志書模式的關系處理
模式、斷限、內容三者, 存在自然而密切的關系。 不同模式的續修方志，其上限和記述的內容也就有所別：通紀體模式上限及其記述內容溯至事物發軔之時；既續又修模式的上限雖僅及前志下限，但其中補、糾的內容卻及于前志記述的時段范圍；單純斷代性的續志，只記述前屆志書下限以后的地情。表面看來，似乎不同模式的界限明確，互無糾葛。但方志界討論中，除了對續修方志的模式有不同見解的爭議，對記述內容也各有所識。
就筆者平日閱讀方志書刊所及，人們對續修方志內容問題爭議的焦點，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
一個是續修方志要不要記述古今地情。肯定者認為必須統合古今，使讀者“一卷在手,全面了解‘一地之今古’,知一方全史”。持異議者則認為，如果前志質量基本上可以，就不必重修通紀體志書，以免去重復勞動，且可節省人力、物力、財力。也有折中而論意見，說是“為了保持新一輪修志的完整性，可專設‘地情概況’、‘歷史紀略’兩部分。”這個問題爭議的實質乃是有沒有必要把每一部續修的志書都選擇通紀體模式操作的問題。
其次是續志上限與前志內容的銜接問題。從目前實際情況看，盡管有爭議，但實踐中已有兩種處置之法。一種做法是以前志的斷限為依據，時間與記述內容一致，兩無瓜葛；有些撤縣建區、撤縣建市的地區，因前志下限斷在撤縣時，續修的區志或市志，其上限與記述內容便從建區、建市時始，而既續又修的續志，其增補與糾誤的內容，則不受斷限時間之制，仍為前志斷限時段內。另一種是續志上限與前志下限不直接相承，根據地情和前志下限記述內容的實際，將續志上限適當上伸，形成一種前后志“藕斷絲連”、交錯相接的狀態；一些首屆志書下限定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的地區，其續志大都采用此法。這是模式與內容關系一致的處置之法，各從所宜，兩不關礙。
第三是對靜態事物、變化不大事物是否在續志里記載的問題。贊成記載者認為，續修志書應該能夠脫離首屆志書而單獨存在，其內容要求全面，不能有大的缺漏,不能不記載靜態事物；其次,靜態事物也有事物本身的變化、人們的活動引發的變化、人們對事物認識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可不記載。持異議者則主張：“不變化者不再重寫”,“取消少數變化不大的門類,如建置沿革、自然環境、方言、風俗等”，或者“精簡自然地理篇的記述范圍”。
筆者認為，盡管有些地區續修方志需要采用通紀體模式記載今古，但要求每一部續修的志書都這樣做，未免太過。誠如章學誠所說，若“前志可取”，就大可不必重修通紀體的志書。就首屆社會主義新方志而言，正如眾所公認的那樣，多數志書質量是不錯的。因此，選擇既續又修模式，進行續、補、糾、創，使記載的內容與選擇的志書模式協調不悖，更切實際，并易于竣事。至于斷代為志的續志則如前所說，從前志狀況和當地地情實際出發，酌定采用既續又修模式或純粹的續志模式，相應地記載斷限時段內的地情，都是可行的處理記述內容與志書模式關系之法。但是，其間是否應當、可以復載前志已載的內容(包括靜態和變化不大的事物)呢?筆者認為，濫事復載是不對的，而有些事物卻是可以復載，甚至非復載不可的。那么，這是什么原因呢?為明究竟，我們不妨聯系實際略說其故。
其一，我國改革開放的形勢正在進一步深化、發展，對外聯系和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并且吸引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外商前來投資。地方志書里如果不詳明記載當地的資源、物產、交通等各方面地情，外商無從知曉投資環境和條件，這志書能給外商提供有用信息，能發揮為當地人民和為國家民族興利的作用嗎?
其二，山西平遙縣、云南納西縣等列入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名城，前志都已記載相關內容，反映了當地鮮明突出的地方特色，如果續志不復載這些內容,那么續志又怎么展示當地的歷史文化名城特色,吸引千百萬國內外旅游者前來觀光呢?行政區域的綜合志是這樣，《黃山志》、《五臺山志》、《都江堰水利志》等等，續志除了記載前志斷限后發展變化的情況，還必須復載前志已記述的事物。因此，凡是這類地區的行政區域綜合志和專志，復載有關內容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其三，有些事物，諸如人口和計劃生育、國民經濟生產總值、財稅收入等等，續志記載現狀時，必須連及前志所載部分，以明發展提高和變化的程度。民情風俗方面，諸如前志中記載的某些
民風民俗，例如安土重遷、重農輕商觀念，已開始被外出打工經商觀念所替代；風水迷信、重男輕女等邪風陋習也已逐步被現代科學思想、男女平等觀念沖垮，續志記述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也會關涉前志所載的這一類舊風陳俗內容。凡此等等，續志中或多或少、程度不等的復載，都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記載了,形成對照，發展變化才更彰明。
其四,首屆社會主義方志多有“人物簡介”的篇目和內容,被記載者多為一方名人或影響較大的在世人物。編修續志時，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已歿世，需要為之立傳；仍然生存著，一般也仍需要作簡介。這些人前志中簡介的生平事跡，續志中立傳或簡介必然會移用復載。
總而言之，續修方志模式和內容的關系，是彼此適應、內容和形式一致的關系，值得重視，也必須處理好。歸納前說，筆者認為：續修方志不論選擇何種模式，程度不等地復載前志內容，是客觀需要，但不同模式的續修志書，選用前志已載內容的方式和多寡，則彼此有別，且各有必須注意之處。即：
用重修和新修模式，復載內容雖多，但不是全盤接收，簡單重復，補續新事。而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堅持詳今明古原則，對前志內容精簡壓縮，并增補漏載的人和事，糾正錯誤的記述。
既續又修的志書，應著眼于“用”，并從地情實際出發，大體按上述四方面斟酌考慮，選用和復載相關內容。
純粹的續志模式，雖然與前志并無瓜葛，但也不可截然置前志所載于不顧，至少上面提到的一、四兩方面，還是必須考慮、以至付諸實施的。
四、續修方志的基本要求
續修方志仍然需要有正確的、科學的思想指導，應象首屆修志那樣，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指導修志，并按照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要求，把續修方志的工作做好。從前屆修志的實踐來看，操作中要十分認真貫徹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全面、正確、真實地反映歷史和現狀，做到續修志書能實現思想性、科學性、資料性相統一。
其次，續修方志應認真總結上屆修志的經驗教訓,弘揚優點,克服缺點，同時又要針對已經發展變化了的地情，勇于創新，做到繼承和創新相結合。在創新中，必須務實地堅持方志本體，以求“萬變不離其宗”，切不可借口“創新”而偏離志體，導致異化。
第三,要從地情實際出發,認真研究志書突出重點和體現兩個特色問題，抓準抓好，并講究具體操作的有效方法。
第四，要把握方志功能的發揮。修志為用，編纂時便應當考慮到用志和發揮方志功能的問題。上屆修志中，普遍對方志資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比較重視，考慮得多。筆者認為，就當代而言，方志的興利功能十分明顯，且有較廣泛的表現，值得研究，并為此先后撰寫發表了《略論地方志的興利功能》(《史志研究》1998年第1期)和《關于方志功能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再論地方志的興利功能》(《中國地方志》2001年第6期)等三篇專文，可資參考。續修方志，理當盡心盡力使所編的志書能充分體現鮮明的資治、興利、存史、教育功能，以利于更好地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五、結束語
目前，方志界對續修方志問題正在熱烈討論，高論卓識層出不窮。筆者撰作本文，無異于續貂之議，設若能為續修方志者參考，那怕只起到一星半點作用，也就心滿意足了。然而無可諱言的是筆者學養不足，對續修方志摸索研究不夠，是以文中錯謬失當之論容或有之，誠望志界同仁和讀者批評指教，幫助我增長知識，得所提高，不斷在方志征途上邁進。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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