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修志確實也適文學筆法
《江蘇地方志》2005年第5期，有詹躍華同志的《續志體裁創新的幾點思考》，其中三是《專志采用“文學筆法”記述，提高志書的可讀性》，且編后中有“文中提出的‘文學筆法’尚是語焉未詳”。筆者讀后認為屬于共識，特予應和，且語焉較詳。
運用文學筆法撰史修志，古代與近代都大有人在：南朝宋詩人謝靈運和文學家劉義慶，唐代文學家后被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和詩人元縝，宋代文學家又是名志《太平寰宇記》作者的樂史和詩人陸游，元代文學家王惲和方回、袁桶等。
明、清兩代修志風大盛，與許多文學家、詩人參與不無關系。如明代文學家楊維禎等18人，清代文學家邵潛等10人，詩人施潤章等4人，還有著名戲劇家孔尚任，其代表作《桃花扇》，使眾多欣賞者無不為之傾倒，卻又是三十六卷《平陽府志》主纂，屬志界公認之名著。近代幾乎人人皆知的柳亞子，不僅有大量詩作，平生還致力于搜集史料，于1932年7月成立的上海通志館，是他任館長，主持纂修25編至少250萬字的《上海通志》，還有《上海年鑒》。
約在1953年，某位學者提出文學也是“人學”，于今天也可以說志學也是“人學”，即“以人為本”。因為志書所記內容無一不與人息息相關。
鑒于上述理念，筆者認為在不變志體的前提下，依內容之需，適當采用文學筆法是可取的，如下述幾種——
一、紀實文學體。用文學筆法寫新聞稱報告文學，如時為抗美援朝前線記者的魏巍，于1951年4月1日起草，而后發表于《人民日報》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但修志是記往事，應名紀實文學。如記2003年春夏那場抗擊非典型性肺炎攻堅戰，當時各新聞媒體稱醫療工作者為“當代最可愛的人”，就可仿《誰是最可愛的人》開端寫法：
在抗擊“非典”的每一天，全縣（市）的人都被那些事物感動著；每個人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縱奔流著；它使每個人想把“前線”的一切事物，都告訴給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但都是最急于告訴當代與未來的人的，是人們目睹的那些令人流淚的場面，這就是：都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那“白衣戰士”是當代最可愛的人。
二、詩、詞、聯體。古希臘學者盧奇安曾言：“詩歌與歷史不但各有其特質，而且共有其規律，歷史家的氣質不能不有一點詩人的風度。歷史正如詩歌一樣，是需要運用一些高昂脫俗的調子的，但措辭必須有所節制。”可選一些佼佼者記入有關篇章。如歌頌鄧小平的：“如今已經屬嚴冬，當無古代賣炭翁。然而已是小康歲，溫暖如春靠鄧公。”稱贊物價基本穩定的：“商品好比天上星，鋪滿東西南北中。上下高低什么價，神人他也數不清。牛郎織女和北斗，年年月月亮晶晶。”顯然，最后一句是指人人必須的生活日用品。又如反映企業改制職工下崗的，恰似“無可奈何花落去”，重新就業則如“似曾相識燕歸來”。無疑能較充分反映職工的心情。再如民俗中有“質變俗”，其中的“噪音競賽”，是指春節期間競相燃放爆竹，簡直是“無邊彈屑瀟瀟下，不盡炮聲滾滾來。”
與詩相似的詞，各地皆有一些擅撰者，如仿毛澤東“采桑子”《重陽》的：“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頤樂園中白發揚。一年一度秋風盡，不似春光，勝似春光，門球場內斗志昂。”記“票友”聚會的“西江月”：“這有四大名旦，那有四大須生，文場武場全具備，響徹小區院中。”關于嘲諷公款吃喝風，如“今夜笑談聲驟，滿桌剩肴殘酒，試問主持人，卻道報銷依舊。知否知否？應是吏肥民瘦。”（仿宋詞“如夢令”）
對聯講求對仗，是詩的一種特殊形式，各地擅長者多之又多。如金融已成為大市場，便有“千戶萬戶戶戶都是儲戶，這行那行行行需要銀行。”“民樂樂樂樂樂，農行行行行行。”反映企業在改革中不同命運的，如：“冠生園”違法，株連舉國月餅市場；“古金陵”遵紀，益彰全城餐飲同行。“北冰洋”變暖由于春來滬市，“火鍋城”轉寒因為自有內傷。“狗不理”出自“同仁堂”并無藥味，“東塘樓”進入“西沽城”更為香甜。“桂發祥”用新法，合合包裝皆美；“十八街”引高技，個個麻花更香。
近些年，因為反腐倡廉已是“熱門話題”，所以出現多之又多地對聯：“處實處事事事處實處，為廉為聯聯聯為廉為。”“貪生腐敗腐生貪，廉增正氣正增廉。”“年年月月幾乎天天有客臨賓館，大大小小基本官官免費解大饞。”“為官清廉廉生威威震天地，執法嚴明明養德德興中華。”“昔日鄭板橋兩袖清風，仍懼他人懷疑；今朝姜瑞峰胸懷坦蕩，唯恐群眾罵娘。”“居官清廉褒貶自有百姓議，勤政為國俯仰應得百姓心。”“走出機關聽聽街談巷議，深入民宅看看衣食住行。”“政績莫自夸，百姓自有公論；功過任人評，歷史從無私心。”“成克杰成巨貪不克己枉稱杰，胡長清胡亂行未長久愧名清。”“今朝臨熱場醉賞八方諛調，爾后進涼間當聞四面楚歌。”“逢新春弦樂樂管樂樂樂樂俱樂，可揪心鼓樂焉能樂；新世紀彼行行此行行行行都行，唯蛀蠹一行定不行。”1997年香港回歸，未幾日的《人民日報》，有一個版面刊登各地作者應征聯。
三、素描寫意散文體。無論自覺不自覺，運用這種筆法于修志者多之又多。如居民生活中的旅游：隨著改革以來生活水平日漸提高，生活質量也逐漸提高，日子過得好上加好，外出享旅游福份的多之又多，都感到妙之又妙。有許多老年人到北京看看在那工作的子女，當然要隨子女去登長城，游十三陵、進頤和園，不由自言自語：“上過萬壽山，死了也不冤。”有些人每到“黃金周”便“過過旅游癮”。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有的到過蘇州那園林城市，賞那滄浪亭、獅子林、拙政園……真是小巧玲瓏，別具特色。還到杭州去賞“西湖十景”，目睹那早已倒掉但已重建的雷峰塔，還有靈隱寺、飛來峰、虎跑泉……2005年10月初，聽說游西湖已不必買票，便立即到那去住了6天，日后逢人便講，夜還到夢鄉。也有人到過陜西，去拜謁黃帝陵，游過秦始皇陵和咸陽宮，當然也見過華清池，還特到那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藏身的山洞內，不禁警喜交加，但又哀嘆張學良與楊虎城的命運。還有些人到過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有位旅游過多次的年逾古稀者，一向好說數來寶，一次在大街上就數起來：別看我胡子已不少，要說旅游學問都知曉。火車飛機都坐過，還有那“面笛”和小面包兒。這老眼越老越享福，樣樣美味兒都挺好。要說老來福誰給的，就因為鄧小平理論水平高。過回子各家出代表，到名山大川游一遭。當然其中還有我，我給大夥當向導。還有居民家庭使用電話的素描：左手是“移動”，右手是“無繩”，正在“三方會談”，又飛來一只“小靈通”。正忙得不可開交，門口又有對講聲。
改革以來，人們普遍關注也成“熱門話題”的又一種現象是環境問題，因為此也屬：聊大天“內容，聊來聊去就能說清問題的根源，切中問題的要害，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改革伊始，一批在城市不許容身的化工企業，卻紛紛到這方土地落戶。論其經濟效益，確屬萬人同肯；論其對環境之破壞，卻又是千夫所指。地面常年缺水的這方土地，部分村僅有一洼積水，幾乎全是臭水毒水，無葦無魚，罕聞蛙歌，絕了荷花。屬于水的連鎖反應，一些地段地表土壤已經壞死，寸草不生……居民們看著電視節目中常有的各地污染狀況報道，不禁聯想本地與自家而感慨萬端：那糧油果菜肉蛋還能吃嗎？那本屬少有的難治不治之癥，近些年發病率這么高，導致大不幸的家庭這么多！
記許多地方頻頻發生的礦難，也用素描寫意散文體。如寫礦主，是“他那心腸比采出的煤還黑！”如寫地方領導人，是“他講‘地方保護主義’，實際不是保護地方，而保護那心比煤還黑的礦主給他的好處。”顯然這是切中要害，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
四、直觀性民謠體。唐代國史纂修官劉知已在其《史通·言語》中有：“童豎之謠，時俗之諺，城者之謳，輿人之誦”等，恰恰反映事物的體質素美，即動態美、意境美、簡潔美、結構美、含蓄美、幽默美等。其作用主要是克服套話連篇之弊。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先進文化的前進，這類語言便應時而生。如將改革前的20世紀70年代與近些年進行比較，居民生活水平便有兩段“四不論”順口溜：“不論武大武二郎，穿衣買布一般長；不論干活弱和壯，口糧都是八九兩；不論老少多少口，三間小屋就算有；不論出門遠和近，有輛‘飛鴿’就算趁。”“不論男女老和少，都有穿戴許多套；不論收入多和少，都能吃好和吃飽；不論走到哪個村，多數住宅大又新；不論道路窄和寬，汽車摩托如梭穿。”
改革伊始，農業為先，即推行“大包干”，僅兩三年，不僅解決了全國城鄉溫飽問題，還出現城市人也羨慕的“萬元戶”。但不久工商業也大發展，而且收入分配途徑多元化，城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萬元戶”不但不再被羨慕，他們自己也在自嘲：“一萬是笨蛋，十萬剛會干，百萬算能人，千萬才好漢。”可出現越來越大的差距，而且已進入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于是又有：“少數好漢闊氣，多數笨蛋憋氣，好漢無度狂氣，笨蛋會起殺氣。”人們看著電視劇，有的說“這格格兒不如今天那模特兒，今天的闊少遠超這太子。”“當年地主不如當今貧農，當今富翁勝過當今總統。”無疑，這都是人們對收入與生活消費水平大有提高，但差距之大又覺不好承受有直觀作用的民謠。
凡在變革力度較大，社會相對開放，經濟相對發展的階段，新的矛盾也較突出。在當代，新舊體制雖在新陳代謝，但尚多并存，經濟成分結構與管理模式，以及人們的就業途徑與物質所得日益多樣化，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當然發生一些摩擦沖突。故有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社會還未能把各種事物都納入規范軌道，對一些鉆改革空子的失范行為，尚難有效制止。所以，人們在過上總體小康生活同時，心理上又有種種困惑不解，甚至焦慮激憤。但社會也給了人們抒發閑情逸致的自由，于是眾多順口溜廣為流傳。
如上是能夠正視而言，但還要敢于觸及。如嘲諷腐敗的：“貓和老鼠一條炕，一覺睡到大天亮，又一塊進那桑拿浴，天天都有風流事。”“你造假，我裝傻，便宜就歸咱們倆。他們來查你甭怕，自有我去說句話。”“貪污的都是管錢的，受賄的都是有權的。”“孩子孩子你快長，趁你爸爸當著長。要是你爸爸下了臺，你這輩子算白來！”
另外，同樣道理，寫方志論文屬于歷史發展變化軌跡的內容，也可用紀實文學筆法。如關于和諧社會建設狀況，就應首先展示歷史上不和諧的軌跡，使之與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構建和諧社會的步履貫通。如：
回首我國歷史，基本沒有和諧階段。春秋時期雖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說，然當時生產力非常低下，物質十分貧乏，實際是戶無可存之物，路也無遺可拾。其后數千年中，總是兵荒馬亂，災異頻仍，無較長和諧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30年中，不是外戰就是內斗，還常二者并行。雖原因與其前有本質的不同，但仍無一個和諧歲月。
50年代，外面忙戰，里面忙反。中、美、蘇三大國在朝鮮半島較量，西藏平叛、海峽空戰、金門炮戰。批《武訓傳》、批胡風集團，反小腳女人、反右、反右傾，里邊夾著一個被稱“社會主義大民主”但充滿“火藥味”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60年代初，近3000萬人被餓死，緊接著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那三年又十年的內戰，紅衛兵運動、破四舊、打砸搶、軍管、奪權，期間那“文攻武衛”，實際是動了軍火的大武斗，使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沒一塊和諧地方。
70年代，是大批判的年代，批陳、批林和批林批孔、評《水滸》批宋江、贊秦始皇與呂后、批周公、批鄧。期間還有“紅色恐怖”氛圍中的“全面專政”。天災與人禍總是形影不離：河南大水災、唐山大地震，三位開國無勛竟在一年之內先后去世，期間當然有“天安門事件”。但形勢驟變，正當10年來一直與和諧對著干的四個人得意洋洋，試圖執掌最高權力的時候，卻在中南海懷仁堂和北京外的一個地方，里三外一被抓起來！然而末幾，又出現“兩個凡是”，使人們對和諧社會的希望產生速茫。但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堅持改革的力量與“兩個凡是”派的政治攤牌，決定了中華民族開始走向和諧的命運，使人萌生構建和諧社會的力量。
總之，修志在志體不變的前提下，在某些內容的記述上采用文學筆法，正是與時俱進，也正是修志這一先進文化在前進的表現。數年前，已有同仁在所發論文中，提出志書應是資料性、著述性與藝術性三者的統一，可謂恰好結論。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6年第1期
當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