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方志學修志理論
方志學是以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方志為其研究對象的學科。其主要研究方志的產生和發展、性質和分類、特征和功能、整理和利用，以及方志的編纂理論。
1.修志理論研究
編纂地方志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代代相傳，綿延不斷。自隋唐把修志工作確立為官修制度以來，更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而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底蘊深厚的文化積淀，成為多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產生的淵源，這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奮斗、和睦相處的文化之根。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每當一個王朝鼎定之后，皇帝都要親頒諭詔，敕令各地纂修地方志書，并上報朝廷，各地地情資料集中起來，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典籍，它可以使執政者不出屋而知天下，從而達到有效治理的目的。這個傳統在宋代成為較為完善的體系，明清又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志作為一門理論、一個學科，也得到了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倡導下，全國各地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就開始了地方志編纂工作，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這項工作也像其他工作一樣，陷于停頓。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開始了大規模的地方志編纂工作。內蒙古自治區的地方志編纂工作也開始于這個時期。1982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以下簡稱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自治區政府）成立了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作為政府的職能部門，負責全自治區的地方志編纂業務指導工作。從此，地方志理論也得到了發展。之后，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創辦了《內蒙古地方志》刊物（時為季刊），布赫主席親筆題寫刊名，這個刊物成為全區乃至全國方志界的一個理論研討、爭鳴、探索的園地，內蒙古自治區的方志理論由此得到了深入的發展。內蒙古自治區現已出版相關刊物近二十種。
（1）方志刊物
1983年，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主辦的自治區級刊物《內蒙古地方志通訊》創刊，它是指導和推動全區新方志編纂工作的不定期刊物。其宗旨和任務主要是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交流區內外地方志編纂工作的情況和經驗，進行修志業務指導。設置的欄目主要以會議文件、修志工作方案、志書篇目探討、方志資料、理論研究、地理和歷史沿革、古今人物為主。1986年，為適應修志工作發展的需要，《內蒙古地方志通訊》更名為《內蒙古地方志》，辦刊宗旨也相應調整為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全區修志工作服務，為全社會服務。欄目也進行了較大的變更，主要有方志論壇、編纂研究、史料考辨、新志評議、社會經緯、讀志用志、年鑒編寫、草原春秋、珍珠灘、特載等。1988年，正式定為季刊，16開本，印數1500～2000冊。
《內蒙古地方志》為內蒙古自治區內部資料（15—037/C號），是內蒙古自治區唯一自治區（省）級以史志鑒為主的文化類刊物，用于指導全區的修志工作。刊名用蒙漢兩種文字書寫。常設欄目有特載、續志時空、年鑒編寫、史海鉤沉、歷史一頁、史志資料、名人與內蒙古、經濟論壇、文化長廊、名人專訪等。
從2000年第1期開始，《內蒙古地方志》改為大16開本，與國際期刊接軌，四封全彩。從封面設計、欄目設置、插圖題花等都進行了改革，欄目設置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讀志用志、聚焦西部、續志時空、世紀回眸、話說修志等。形式活潑，特點突出。《內蒙古地方志》為推動、指導和繁榮全區修志工作發揮了園地、橋梁和紐帶作用。
2001年8月13日至14日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及《內蒙古地方志》編輯部在呼和浩特舉行《內蒙古地方志》座談會。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副秘書長單天倫、《中國地方志》主編周均美發表了指導性、權威性的意見，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孫煒東與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以下簡稱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副主任、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副主任馮有恩與會并講話，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內蒙古地方志》主編烏日吉圖主持座談會。自治區有關委辦廳局、一些盟市旗縣地方志辦公室負責人，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內蒙古圖書館、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共二十余人參加座談會。與會人員就辦刊宗旨、指導思想、理論園地、修志者的橋梁與紐帶作用，開展學術批評欄目設置、相關規范化問題等，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與建議。是年，除編輯出版了4期《內蒙古地方志》刊物外，還編輯出版了8期《志苑動態》。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又將各類刊物合訂共一千二百余冊，無償捐獻給內蒙古圖書館，榮獲內蒙古圖書館頒發的獎狀。
2002年，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購置方正排版系統，自己打字錄入、編輯排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刊物質量，節約了經費；同時，自己錄入排版，編輯了5期《志苑動態》。
從2003年第1期開始，《內蒙古地方志》由季刊改為雙月刊。全年共出版6期，發行近萬份。是年，刊物的錄入、排版，進一步實現了編校自動化，縮短了出版周期；刊物力求從封面設計、內容篩選、欄目設置、文中插圖等各個方面體現思想性、專業性、學術性、知識性、資料性、趣味性，不斷提高刊物品位，受到全國方志界及相關各界人士的好評。從2003年起，每期都有的“志苑動態”刊登地方志和年鑒方面的信息。主要報道召開的重要工作會議、志鑒稿編纂情況、志稿評審、志鑒書出版、志鑒書獲獎等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內蒙古地方志》根據出刊時的時事，增加一些欄目。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2周年，在2003年第4期上增設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2周年”欄目，刊登了趙健民《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一文。《內蒙古地方志》突出了專業特點、地區特點、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為內蒙古地方志、年鑒工作再上新臺階，發揮了理論園地作用。
從2005年第1期開始，《內蒙古地方志》正式更名為《內蒙古史志》。《內蒙古史志》總計辦刊已近百期，刊登各類文章三千余篇，一千余萬字，在全區、全國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
其中，在編纂研究、方志論壇等欄目發表的理論和史實方面的學術文章主要有：忒莫勒的《〈綏遠城駐防志〉成書年代及編者考》（1986年第1期）、《〈綏遠通志稿〉“會社”卷的某些訛誤》（1986年第1期）、《簡評〈武川縣志略〉》（1987年第1～2期）、《和林格爾縣的舊志》（1988年第1期）、《評（內蒙古方志概考）》（1988年第3期）、《哲里木盟與興安盟的舊志》（1988年第4期）、《〈綏遠通志〉版本考述》（1990年第1期）、《〈蒙旗志〉探源》（1990年第2期）、《民國年間通遼開魯兩縣修志未成考》（1990年第3期）、《興安北省蒙古喇嘛醫學研究所》（1992年第2期）、《〈昭烏達盟紀略〉與〈蒙古一班〉》（1992年第3期）、《漢譯〈蒙古風俗鑒〉簡評》（1992年第4期）《包頭轉龍藏名稱來歷及含義研究》（1993年第1～2期）、《穆特賁阿響應張勛復辟始末》（1993年第3期）、《〈國立綏遠蒙旗師范學校成立周年紀念專刊〉簡介》（1994年第2期）、《察哈爾興業銀形成立始末》（1994年第3期）、《（蒙古學院成立周年紀念特刊）的歷史價值》（1994年第4期）、《民國元年開魯被克時間考》（1995年第1～2期）、《略談〈內蒙古測繪志〉的缺失與訛誤》（1995年第4期）、《傅作義首次出巡綏遠》（1997年第1期）、《民國元年駐朝陽直隸練軍的兵變》（1997年第1期）、《〈民國初年蒙旗“獨立”事件研究〉“開魯之亂”質疑正誤》（1997年第3期）、《曇花一現的〈西北醒民報〉》（1998年第4期）、《蔣介石歸綏之行》（1999年第1期）、《〈陰山集〉評述》（2002年第1期）、《察哈爾省盟旗文化福利委員會》（2004年第4期）、《建設民族文化大區視野中的一項缺憾——談我區民族·地方文獻的積累》、《孤品〈包頭日報〉創刊號的史料價值》（2005年第2期）等；劉蒙林的《綏遠城駐防八旗探源》（1992年第4期）、《清代綏遠城旗人教育概述》（1993年第4期）、《綏遠城始建時間考》（1994年第3期）、《歸綏舊八景與祠宇》（1995年第1～2期）、《清朝民國時期呼和浩特地區的兵制》（1997年第1期）、《康熙出巡歸化城與鄂爾多斯部》（1997年第2期）、《八旗蒙古的姓與名》（2000年第2期）、《龍泉公園與碑銘》（2001年第3期）、《1940年呼和浩特市諸寺廟簡況》（2003年第4期）、《1940年托克托縣教育簡況》（2004年第3期）等；烏日吉圖的《地方志在改革中的作用值得重視》（1985年第3～4期）、《對新編志書如何創新的斷想》（1990年第4期）、《對新編志書可讀性的一點思考》（1991年第3期）、《對志稿評審工作的一點思索》（1995年第4期）、《功在當代，利于千秋——談新方志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1996年第2期）、《明確責任，扎實工作，充分發揮地方志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1997年第1期）、《對新編志書開發與利用的一點思考》（1999年第4期）、《通遼地名來源之考》（2000年第1期）、《地方志與西部大開發》（2000年第2期）、《試談民族地區的續志工作》（2000年第3期）、《嚴謹科學，經世致用——民族地區修志工作的基本經驗》（2001年第1期）、《堅持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促進修志工作繁榮發展》（2001年第4期）等；潘照東的《大漠長河共滄桑》（2004年第5期～2005年第5期）、《草原文化與產業開發》（2003年第1期）；郝誠之的《再論昭君文化是先進的中華文化》（2001年第4期）、《鄂爾多斯史實四考》（2000年第4期）、《中華世紀壇的缺憾》（2003年第6期）；孟秀芳的《淺談偽滿時期史實入志的幾個問題》（1990年第4期）、《新編志書政治部類單薄原因淺析》（1991年第4期）、《淺談新方志的創新》（1997年第3期）、《重修三皇殿碑記》（1998年第4期）、《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以來的基層政權建設》（1999年第3期）、《內蒙古修志工作進展情況概覽》（1999年第4期）、《我區首屆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問題》（2004年第2期）、《我區首輪新方志編纂工作的基本經驗》（2004年第3期）、《續志工作淺談》（2005年第2期）等；孟國榮的《修志偶談》（1990年第3期）、《我區新編志書在資料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1994年第2期）、《淺談志稿中的圖表設置》（1995年第4期）、《論經濟管理篇的重要性及數字運用》（1997年第4期）、《編修民族地區續志管見》（1998年第3期）等；徐媛英的《方志資源在網絡建設中的應用筆談》（2004年第2期）；郝文強的《再談方志資料搜集中的幾個問題》（1999年第3期）、《成吉思汗陵的變遷》（2003年第2期）、《關于地方志工作的思考》（2004年第3期）、《關于志書編纂工作中應注意的一些問題》（2005年第2期）、《抗日民族英雄趙尚志頭顱重見天日》（2005年第6期）等；仁欽道爾吉的《阿爾寨石窟傳說及名稱和被廢棄年代考》（2003年第2期）、《鄂托克訪古》（2002年第1期）；趙振方的《在專業志中要把概述作為一種新的體裁——兼論概述體》（1989年第1期）、《淺論編史修志所要遵循的原則》（1989年第1期）、《方志大事記論》（1990年第3期）、《新編地方志要與經濟建設接軌》（2002年第1期）等。
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還辦有修志信息《志苑動態》。它是地方志書編纂的信息載體，不定期出刊，全年共出5期，主要報道召開的重要工作會議、志鑒稿編纂情況、志稿評審、志鑒出版、志鑒獲獎等方面的消息。《志苑動態》前身為《修志信息》，1986年8月25日創刊，為16開活頁，共出25期，1992年1月20日停刊；1995年5月25日復刊，更名為《修志窗口》，由《內蒙古地方志》編輯部編輯，共出23期，1998年3月19日停刊；1999年5月25日復刊時更名為《志苑動態》，至2001年底共出22期，2001年1月20日～12月20日，共出7期。《志苑動態》作為全區唯一的省級地方志、年鑒方面的信息載體，既有其他省市地方志、年鑒方面的新事、要事、大事的消息，又有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活動信息，為全區地方志、年鑒工作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指導、促進和及時交流的作用。
與此同時，各盟市地方志辦公室也出版了各自的地方志刊物，主要有興安盟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興安地方志通訊》8期，近60萬字；阿拉善盟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蒙漢兩種文字《阿拉善盟地方志通訊》共4期；通遼市黨史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哲里木史志》22期，220萬字；巴彥淖爾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巴彥淖爾地方志通訊》6期；錫林郭勒盟黨史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蒙漢兩種文字的《錫林郭勒史志通訊》（1986年改稱《錫林郭勒史料》）28期，182萬字。部分旗縣也出版了各自的地方志期刊近10種。其中赤峰市翁牛特旗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翁牛特史志》于1994年8月1日創刊（刊號內部準字15—034），主編張仲仁，這是翁牛特旗歷史上第一本綜合性刊物，也是內蒙古自治區旗縣級地方志第一本刊物。多年來，堅持辦刊，走自籌資金、以刊養刊的路子，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比較固定的欄目有：特載、創業者之歌、社會走筆、書林漫步、歷史一頁、紫城人物、紫城論壇、志壇紀事、紫城文苑、教育園地、茶余飯后等。
（2）地方志學會
內蒙古地方志學會是由自治區各委辦廳局和盟市、旗縣從事地方志研究工作的人員和單位組成，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開展地方志理論研究、年鑒編纂研究、舊方志研究和整理等。內蒙古地方志學會掛靠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在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領導下開展工作，業務主管單位是內蒙古社會科學聯合會，是中國地方志協會和內蒙古社會科學聯合會的團體會員。
內蒙古地方志學會是內蒙古自治區方志界唯一的群眾性學術團體。1996年6月19日，經內蒙古自治區民政廳登記注冊。1997年9月7日，學會正式成立，并在呼和浩特召開成立大會，會議選舉產生了名譽會長、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及學術委員會成員，通過了學會章程。1997年，內蒙古地方志學會集體參加中國地方志協會。1999年5月，內蒙古地方志學會召開常務理事會議，對部分因工作調動而離開方志界的副會長、副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進行調整，并按內蒙古社會科學聯合會的要求對學會章程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內蒙古地方志學會成立后，克服各種困難，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以擴大地方志學會的影響。
發展會員，集納會費。在學會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工作人員的不懈努力，內蒙古地方志學會已發展團體會員58個、個人會員176名，并按學會章程的規定，認真集納了會費。
積極參加中國地方志協會組織的各種活動。1997～1998年，內蒙古地方志學會秘書長、副秘書長先后兩度參加中國地方志協會組織的地方志理論研討會，并向大會提交了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學術論文。
開展學術活動。1998年11月，學會參與了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內蒙古社會科學聯合會共同舉辦的第一屆“內蒙古地方志獎”評獎活動，并于2000年舉辦了地方志優秀論文評獎和新方志理論研討活動。
內蒙古地方志學會由自治區副主席寶音德力格爾等任名譽會長，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自治區政府辦公廳主任孫海林任會長，馮有恩（常務）、李鐵生、趙建勛、烏若思、林幹、烏日吉圖任副會長。學會在積極發展會員、引導開展學術理論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當時有單位會員四十多個，個人會員一百五十多名，會員涉及全區所有盟市及部分旗縣。2001年初印發文件，開展學術理論探討，布置全年理論研討題目，充分利用《內蒙古地方志》這一宣傳陣地為全區修志工作服務。
2000年，內蒙古地方志學會組織參加了內蒙古自治區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評獎活動。地方志類書獲得豐碩成果，內蒙古地方志學會被評為優秀學會；是年10月，在上海舉辦了“新方志理論研討會”，就如何開發利用志書資源、如何為當地經濟建設和西部大開發服務等問題進行了有益探討，收到了良好效果。
2002年，內蒙古地方志學會被內蒙古社科聯評為優秀學會，1人被評為先進學會工作者。是年，內蒙古地方志學會繼續團結和帶動全體會員開展學術活動，促進和推動全區修志工作。年初，下發文件，布置開展學術活動的課題。9月11～14日，在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舉辦全區續志理論培訓班，邀請3位全國史志界知名專家講授新方志的指導思想、編纂方法以及志書如何為當地的經濟建設服務等理論知識，自治區部分委辦廳局、盟市旗縣專兼職修志人員九十多人參加了培訓。
2003年初，內蒙古地方志學會以文件的形式布置全區地方志系統開展修志理論的爭鳴與探討，圍繞修志工作如何為經濟建設服務、如何為當地領導決策服務等問題，并就續志的編修問題展開討論，充分利用《內蒙古地方志》刊物，刊登會員們的優秀論文，推動續志工作向前發展。是年，內蒙古地方志學會積極完成內蒙古社科聯和內蒙古自治區民間組織管理局交辦的各項工作，按時參加年度審核，認真完成所分配的課題和其他任務，受到自治區社科聯的好評。內蒙古地方志學會被內蒙古社科聯評為全區優秀學會，1名同志被評為優秀工作者。
2.修志方法
內蒙古自治區的地方志編纂工作實行“黨委領導，政府主持，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具體組織實施”的修志格局，即通過召開會議，下發文件，布置任務，檢查指導工作，或進行政府督查，然后評審、驗收，最后印刷出版發行。
2000年3月，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組織召開了全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工作會議。自治區副主席、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主任寶音德力格爾作了重要講話。會后，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的干部分期分批深入12個盟市、絕大多數旗縣（市區）聽取修志工作情況匯報，督促檢查指導志書編纂及年鑒編輯工作。與此同時，還派人深入自治區有關委辦廳局督促檢查，提高了效率，確保了志書質量。
2001年，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分期分批深入全區12個盟市46個旗縣（市、區），聽取匯報，督促檢查，指導工作；深入自治區文化廳等十多個單位，講課指導，提高了修志人員的業務理論水平。
2002年6月6日，自治區政府在呼和浩特召開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第三次工作會議。自治區副主席、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主任寶音德力格爾參加會議并作重要講話。會議充分肯定了1997年全區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以來全區修志工作所取得的可喜成績，部署了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任務，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助理高延軍出席會議并講話，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孫煒東作總結講話，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周廷芳主持會議。會議還傳達了全國地方志第三次工作會議精神，通報了全國、全區修志工作情況。自治區各盟市分管地方志工作的領導及志辦主任、自治區部分委辦廳局分管地方志工作的領導及志辦主任、內蒙古電視臺、內蒙古日報的記者近六十人參加了會議。
2003年12月19日，自治區政府在呼和浩特召開全區地方志工作會議。自治區副主席、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主任 出席全區地方志工作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他對全區地方志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就2004年及以后一個時期的修志工作任務進行具體布置。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副主任布小林、周廷芳、馮有恩等以及內蒙古軍區、武警內蒙古總隊的領導和志辦主任，自治區有關委辦廳局分管修志工作的廳（局）長，盟市分管修志工作的副盟（市）長、副秘書長及志辦主任，部分旗縣領導和志辦主任，自治區新聞媒體的記者一百六十余人參加了會議。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發來賀電，對會議召開表示祝賀。會議總結了2003年修志工作，部署了新的修志任務，表彰了在全區修志工作中涌現出來的先進集體、先進個人和全區第二屆“內蒙古地方志獎”獲獎單位。
內蒙古自治區開展修志工作以來，修志方法也在積極地探索中發展，各地區、各部門因時、因地而異，形成了不同的修志方法。
（1）政府主修。充分突出政府在志書編纂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地方志書作為“官書”，是各級政府的官職、官責。首先，當地政府成立專門的修志機構——地方志辦公室，配備專業過關、政治上負責的干部，由當地財政提供經費，做好保障工作。這些人員平時通過編纂年鑒、相關資料匯編，積累大量可用資料，在此基礎上，根據要求，按照一定的時限，編纂成志書。各盟市、旗縣志書編纂大體采用這種模式。
（2）由部門行政領導負責，層層簽訂責任狀，落實修志任務，然后總纂成志。這種措施在實際操作中較為實用，效率也較高。其中突出的主要是行政行為。首先，由自治區政府發文，明確各承編單位；其次，各承編單位由行政一把手牽頭，負總責，并與相關內設機構及所屬單位簽訂責任狀，層層落實志書編纂任務；最后，當稿子按時保質保量提供上來以后，由主編從頭至尾一支筆統稿成志。這種方法在自治區直屬機關編纂《內蒙古自治區志》專業志中較為普遍地運用。
（3）由行政部門出資，組織有關專家編纂志書。在明確承編單位之后，由負責編纂的行政部門向財政申請專項經費或暫時使用部門經費，聘用有關專家來搜集資料、撰寫志稿，最后由確定的主編統纂成書，然后按照相關規定付給撰稿者以必要的報酬。這種方法適用于專業性、理論性較強的志書編纂。說道底，這也是一種政府行為突出的編纂方法。
以上是地方志書編纂工作中較為常用的方法，也是主要的編纂方法，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總的來說，是以上述三種方法為主，不過在編纂方式上略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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