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論歷史編纂的通與斷（三）
從“通變”出發撰寫史書
既然我們明白了通史與斷代史的關系及其“通變”的道理，那么我們應該怎么做呢？
第一，我們首先應該明白歷史是有靈魂、有精神的，正是精神與靈魂賦予了歷史生命。因此，我們說歷史是活的，不是死的。無論寫通史還是撰斷代史，通變求理是歷史不竭的活力源泉。古代史家如此，當今史家也應如此。
第二，通史“通古今之變”，須依朝代遞興或將歷史分成不同時期，逐代逐段梳理考察，然后再會通起來，歸納、總結古今變化及興衰成敗之理，求得歷史發展中的某些規律。通史編纂離不開斷代史研究，因為通史的體系與內容框架都是在融貫斷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沒有斷代史在資料、內容與學術等方面的積累，就很難編寫出高水平的通史。通史是斷代史的集成、總結與升華。
第三，斷代史撰寫，求一代之變，須秉持通史精神與時代精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精神，揭示時代精神主要依靠對這一時代的歷史特征的總結，然而就某一時代的歷史總結，須作前后比較，才能有較準確地把握。這就要求史家在寫斷代史時，必須有宏觀的視野，具備通史的訓練與素養，能夠做到由博通而專約，厚積薄發。其撰寫的斷代史，才能真正達到“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第四，思想、學術、文化、制度、名物等為歷史學基本內涵，這些內容多具沿承性而通貫古今。思想意識的進步引導制度、名物等方面的變化。如秦漢至明清，各代均依據天象規劃宮城，由于古人對天象的認識不斷進步，宮城布置各代均有變化。如果只看到宮城的變化，而看不到宮城背后制度和思想意識的進步與完善，就很難通古今之變，也無法把握某一朝代的變化。
這就告訴我們，不管是治通史，還是做斷代史研究，思想、學術、制度等方面的基礎應當具備，這樣才有可能達到“窮變通久”的境界。所謂“考古不考三代以下”“書不讀漢以后”，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捆綁起來。我曾經常聽到一些學者論清朝皇帝“御門聽政”沿承明代，殊不知“聽政于路寢”在漢代就已經形成制度了。馮友蘭強調治清學須通漢學，其實漢學、唐代之學、宋學都必須通，才能弄明白清學，這就又回到郭象那句注言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通史與斷代史是“通變”的兩種不同的歷史編纂形式，通史會通古今而求變，斷代史承古會今而求變。編纂通史或斷代史，二者要相互觀照，而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應根據“通變”的要求，把握二者的主次輕重，循道各有張弛，方能編纂出成功的史書。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轉載自“中國學派”微信公眾號
當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