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不通古今之變則無以言通史（三）
究一代之始末與斷代為史
班固在《漢書·敘傳》中指出：“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漢書》卷100下《敘傳》）這是說，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揚名后世，是因為有典籍記載其功績。對于“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如此偉大的功業，應以如椽大筆予以記述，使“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大漢，也能“煥乎其有文章也”。因此，他把“宣漢”并以此論證東漢王朝的合法性作為撰述宗旨。為凸顯大漢之功績，他斷漢為書，將紀傳體通史改為紀傳體斷代史。
劉知幾對《漢書》極為推崇，指出：“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史通》卷1《六家》）他從兩個方面肯定了《漢書》的成就：第一，完整地記述了一個朝代的歷史。此前的史書，無論是《尚書》《春秋》，還是《竹書紀年》《史記》，都未能做到這一點，這是班固的創舉。第二，敘事嚴謹，內容豐富，便于學者研討。這是相對通史而言的。《史記》“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自梁武帝撰《通史》以來，這類史書“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史通》卷1《六家》）《漢書》敘事嚴謹，文贍事詳，故而學者尋討易為其功。《漢書》因有這樣的優點而成為后來史家的楷模。東漢末年，荀悅將紀傳體斷代史《漢書》改為編年體斷代史《漢紀》。《漢紀》“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舊唐書》卷62《李大亮傳》），頗受歡迎。
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斷代史成為歷史編纂的主要表現形式。劉知幾將這種現象概括為“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并認為“后來作者，不出二途”（《史通》卷2《二體》）。劉知幾偏愛斷代史，將眼光局限在班、荀二體上，不能預見史學表現形式的發展，故而認為“后來作者，不出二途”。但他所說的“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則是對唐初以前史學發展的總結。楊翼驤指出，斷代史適合中國歷史王朝興亡變化的特點，且斷代史搜集材料較方便，故而《漢書》之后，斷代史不斷出現（《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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