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中國年鑒的產生和發展（一）
一、中國古代文獻編纂傳統與年鑒傳入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獻編纂傳統。戰國至東漢時期出現的《夏小正》《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四民月令》等農事類歷書，記述每年夏歷十二個月的時令及政府執行的祭祀禮儀、職務、法令、禁令等。成書于西漢時期的辭書《爾雅》、三國時期的類書《皇覽》，已具有百科全書某些特征。[1]當今時代與地方綜合年鑒聯系密切的地方志書，到宋代也基本定型。“年鑒”一詞作為文獻名稱，最早出現在中國宋代。北宋官修書目《崇文總目》中著錄“年鑒一卷”。《宋史·藝文志》在五行類典籍中著錄“年鑒一卷”。此書現在已無從查尋，應為五行時令類典籍。[2]在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西方年鑒這種書籍形式，但歷史文獻編纂傳統的深厚積淀，為西方年鑒在中國的傳播和擴散提供沃土，歷書、辭書、類書、方志等文獻類型與后來的年鑒編纂在某種意義上有著淵源和傳承關系，許多文獻的編纂體式也與西方年鑒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處，并對此后年鑒在中國的傳播發展產生影響。
中國現代形式的年鑒是伴隨著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西學東漸而從外國傳入的。從清末到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年鑒事業的草創時期。中國早期年鑒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特點：最先是由外國人用外文出版有關中國的年鑒，創辦類似年鑒的年刊，同時出現中國知識分子通過翻譯國外年鑒而摘編的世界年鑒，最后才由中國出版機構和個人編輯各類年鑒。
根據現有文獻，中國境內最早的年鑒是1852年北華捷報社創刊編纂的英文版《上海年鑒》。這部年鑒內容編排和編纂體例與當時西方年鑒基本相同。
1859年，上海江海關和廣州粵海關編纂出版《進出口貿易統計年冊》。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后，逐漸建立起一套較健全的貿易統計和報告制度。在海關總稅務司七大系列出版物中，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是最重要的統計系列的主體部分，年刊由多個系列構成，其各自刊行的時間為：口岸貿易統計年冊（1859—1881），條約口岸貿易年度報告（1864—1881），年度貿易冊和貿易報告（1882—1919），“中華民國”通商海關華洋貿易全年總冊（1920—1948）。其中，條約口岸貿易年度報告為各海關貿易的年度報告。1865年開始出1864年度的年度報告，但各期書名有所不同。1864年的年度報告名稱為《上海、廣州、汕頭、廈門、寧波、漢口、九江、芝罘、牛莊港貿易報告，1864年》；1865年，改為《中國按條約對外國開放港口貿易報告，1865年》；1867年，改為《中國條約口岸貿易報告，1867年》。該報告由文字和表格組成，一般完成于次年一月底。1864年的貿易年報，每個海關僅數頁，全書共30余頁。1865年，普通海關如福州增加到10頁左右，上海等重要海關約二三十頁。內容大致包括總論、輪船、進口、出口等部類。1874年，首次在年報的最后附上“海關題名錄”，包括總署和各地稅務司負責人名單，以及各類工作人員的數量。1876年，首次將年報的內容分成兩大部分，其一是全國貿易報告，其二是各海關的貿易報告。附件中的“海關題名錄”所列海關關員名單，不僅包括總署和各地稅務司署的官員，也包括海事部門、外國洋員以及已退休的工作人員。每年度的貿易報告大致在兩百多頁。[3]由外國人在華創辦的海關中外貿易年刊，首開中國海關歷史上貿易統計分析制度的先河。[4]年刊以中外經濟關系為主要內容，以連續出版物為形式，可稱作中國現代年鑒的先驅之一。該書一直出版至1948年，保存一批系統完整的海關資料。
1909年，奉天圖書館出版《新譯世界統計年鑒》。該年鑒系奉天學務公所圖書科員謝蔭昌受奉天提學使盧靖之囑，根據日本統計局局長伊東佑谷所編1907年卷《世界統計年鑒》輯譯，奉天圖書印刷所印刷，奉天圖書館發行，1909年7月出版。卷首題：“日本帝國統計局長伊東佑谷著，奉天提學司圖書科員謝蔭昌輯譯。”全書分為11章，分別為：第一章各國主權者，第二章土地，第三章人口，第四章宗教及教育，第五章財政，第六章國防，第七章產業，第八章商業，第九章船舶及水運，第十章交通，第十一章銀行及金融。另有附錄。全書絕大部分為圖表數據，僅有少量說明文字。《新譯世界統計年鑒》在中國年鑒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翻譯出版的具有現代性質的第一部年鑒，也是中國第一部完全取材于國外的年鑒，為以后的年鑒編譯工作開了先河。[5]1910年，謝蔭昌根據伊東佑谷所編1909年卷《世界統計年鑒》，先后編譯《最新世界統計年鑒》《世界教育統計年鑒》。1911年，奉天提學司圖書科員孫世昌受奉天提學使盧靖之囑，根據1910年英國《政家年鑒》編譯《歐美教育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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