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決議被譽為中國共產黨建軍、建黨的綱領性文件,是紅色文化中的瑰寶,也是傳承紅色文化和紅色基因的重要載體。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對人民軍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卓越貢獻,同時要看到,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和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
一、中央九月來信對古田會議召開和決議的形成具有指導意義。
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其實,中央九月來信也不是憑空產生的。
陳毅于1929年8月到上海,向中央政治局詳細報告了紅四軍的情況。鑒于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政治局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組成一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討論通過。周恩來負責召集三人委員會。
1929年9月1日,陳毅按中央要求寫完了五個書面材料,即《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于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其中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爭藝術都作了準確的敘述。1930年初,中央把《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發表在《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并加按語指出“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很多寶貴的經驗“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
隨后,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9月28日討論通過由三人委員會集體研究、陳毅起草、經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這封近萬字的指示信,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了紅四軍的基本任務、發展方向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方法,并且指示紅四軍全體指戰員要服從朱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提高他們兩人的威信;又指定毛澤東為前委書記。這便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和會議決議的形成,打下了很好的堅實基礎。
二、在古田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就注意總結井岡山革命斗爭經驗,特別重視黨在紅軍中的任務。
1928年11月14日、15日,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在江西寧岡新城召開。這次大會對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進行較長時間的辯論,對政治、黨務、軍事、經濟、紀律等項都作出議案。毛澤東主持各決議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其中,《政治問題決議案》指出:“怎樣建立布爾什維克的黨,領導群眾擴大民權革命運動,深入紅軍所到區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發展以促統治階級的分崩離析,這是黨在紅四軍中的任務?!?/span>
其后不久,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全面地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指出:黨的領導正確是進行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保障。“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報告對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在建黨時如何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換句話說,古田會議提出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問題,毛澤東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
三、毛澤東、朱德和陳毅在會議召開前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
1929年12月,紅四軍進駐福建連城新泉進行整訓。毛澤東、朱德、陳毅等每天召開由支隊、大隊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參加的各種調查會議,對紅四軍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及其表現進行調查,啟發大家就會上提出的問題進行研究,為中共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了初步準備。
新泉整訓后,紅四軍主力移駐福建上杭古田村,繼續籌備紅四軍九大。在紅四軍前委召開的各級黨代表聯席會議上,毛澤東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四軍黨內存在著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鼓勵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揭發和批評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還指導各提案小組經過十多天討論,研究各種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糾正的方法,寫出各個提案的草案。最后,毛澤東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特別是對紅四軍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起草了長達三萬字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八個決議案,為大會完成了最為重要的準備工作。
所以,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集中黨的集體智慧,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形成的經典之作,內容豐富而深刻。這是一筆值得發揚傳承的紅色資源、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為李蓉,系中共中央原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研究員)
古田會議決議被譽為中國共產黨建軍、建黨的綱領性文件,是紅色文化中的瑰寶,也是傳承紅色文化和紅色基因的重要載體。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對人民軍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卓越貢獻,同時要看到,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和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
一、中央九月來信對古田會議召開和決議的形成具有指導意義。
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其實,中央九月來信也不是憑空產生的。
陳毅于1929年8月到上海,向中央政治局詳細報告了紅四軍的情況。鑒于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政治局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組成一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討論通過。周恩來負責召集三人委員會。
1929年9月1日,陳毅按中央要求寫完了五個書面材料,即《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于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其中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爭藝術都作了準確的敘述。1930年初,中央把《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發表在《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并加按語指出“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很多寶貴的經驗“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
隨后,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9月28日討論通過由三人委員會集體研究、陳毅起草、經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這封近萬字的指示信,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了紅四軍的基本任務、發展方向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方法,并且指示紅四軍全體指戰員要服從朱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提高他們兩人的威信;又指定毛澤東為前委書記。這便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和會議決議的形成,打下了很好的堅實基礎。
二、在古田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就注意總結井岡山革命斗爭經驗,特別重視黨在紅軍中的任務。
1928年11月14日、15日,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在江西寧岡新城召開。這次大會對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進行較長時間的辯論,對政治、黨務、軍事、經濟、紀律等項都作出議案。毛澤東主持各決議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其中,《政治問題決議案》指出:“怎樣建立布爾什維克的黨,領導群眾擴大民權革命運動,深入紅軍所到區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發展以促統治階級的分崩離析,這是黨在紅四軍中的任務?!?/span>
其后不久,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全面地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指出:黨的領導正確是進行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保障。“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報告對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在建黨時如何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換句話說,古田會議提出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問題,毛澤東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
三、毛澤東、朱德和陳毅在會議召開前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
1929年12月,紅四軍進駐福建連城新泉進行整訓。毛澤東、朱德、陳毅等每天召開由支隊、大隊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參加的各種調查會議,對紅四軍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及其表現進行調查,啟發大家就會上提出的問題進行研究,為中共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了初步準備。
新泉整訓后,紅四軍主力移駐福建上杭古田村,繼續籌備紅四軍九大。在紅四軍前委召開的各級黨代表聯席會議上,毛澤東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四軍黨內存在著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鼓勵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揭發和批評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還指導各提案小組經過十多天討論,研究各種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糾正的方法,寫出各個提案的草案。最后,毛澤東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特別是對紅四軍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起草了長達三萬字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八個決議案,為大會完成了最為重要的準備工作。
所以,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集中黨的集體智慧,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形成的經典之作,內容豐富而深刻。這是一筆值得發揚傳承的紅色資源、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為李蓉,系中共中央原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