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回望烽火歲月，偉大抗戰精神永放光芒；展望美好未來，和平發展決心堅如磐石。讓我們從歷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肩負起新的歷史使命，把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不斷向前推進，共同推動構建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即日起，本報聯合中國民族理論學會，開設“銘記抗戰歷史 奮進復興征程”專欄，約請相關專家撰文，闡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性貢獻，深刻解讀偉大抗戰精神的豐富內涵與時代價值。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一個現實命題，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不渝為之奮斗的歷史主題。1922年，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奮斗目標。確立這一奮斗目標，是基于近代中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掠奪，處于國將不國的危亡境地而作出的民族革命政治宣示。
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后，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清王朝陷入了喪權辱國的泥潭不能自拔。“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努力，最后以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折戟沉沙而告終，臺灣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以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為標志，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晚清的社會變革，梁啟超等仁人志士開始闡釋傳播“中華民族”觀念。這些，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奠定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基礎，形成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作為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經歷了革命必須“排滿”到“五族共和”的實踐。但是，資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決定其不可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徹底革命性。因此，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所奉行的民族主義，雖然宣稱“以本國現有民族，構成大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的國家”，并于1924年在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下將“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寫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但由于不能賦予“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奮斗目標，也就不能在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方面有所作為。
中國共產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致力于中國的獨立自主，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后，1932年4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率先對日宣戰，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這是中國第一個發出抗日救國宣示的政治力量，這一政治力量也必將成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事實上，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在保衛革命根據地、保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雖然剛剛贏得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但是國民黨更大規模的“圍剿”行動隨即接踵而至。在政黨、紅軍、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遭逢國民黨“剿共”浪潮的重大危機中，中國共產黨仍堅守民族大義，高舉愛國主義大旗，毅然決然地北上抗日救國，賦予了自身“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的責任擔當。
1935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轉戰北上的艱苦斗爭中，宣布改工農共和國為人民共和國，其目的“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蘇維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農民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發出了動員和激發中華民族抗日斗志的豪言壯語：“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時，鑒于紅軍長征途經西南、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經驗及其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情的深刻認知，中國共產黨明確指出： “沒有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有系統的工作。把它和反帝工作聯系起來。這一工作的薄弱與忽視，在目前是特別嚴重的，不可容許的。”由此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動員和團結中國各民族共同抗日，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偉大實踐。
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危難中，從工農革命向民族革命的發展，是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必然要求。沒有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實現中國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革命目標。因此，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徹底解放中華民族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最主要的任務。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危難關頭，中國共產黨踐行這一“最主要的任務”，不僅要依靠工農，而且要動員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戰，形成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
1937年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后，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展開了中華民族抗戰的偉大斗爭。這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華民族的統一戰線，即毛澤東強調指出的：“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有漢、滿、蒙、回、藏等各民族之參加；有工、農、兵、學、商各階級之團結；有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抗日黨派之合作；有國共兩黨及地方上的武力之共同奮斗，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這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歷史創作”。可以說，這是中國步入近代社會遭逢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以來，舉國動員、救亡圖存、全民一致抵御外侮的第一次偉大實踐，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展開的第一幅藍圖。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造就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歷史創作”，其根本在于深刻把握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在理論上歷史性地科學闡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即“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組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包括漢、滿、蒙、回、藏、苗、瑤、番、黎、夷等幾十個民族”，進而提出“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的論斷。同時，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堅守人民的立場，“中華民族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尤其是占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民族”“中國這個國家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國民性，中國人民的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方面的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付諸實踐的思想指針。
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等認知的實踐，就是“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夷、番等）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在機理，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必由之路，而“我們共產黨人一向是呼吁加強團結的”。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向東方各國和國內各民族昭示了必將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戰勝法西斯的“中國經驗”，他以延安為例生動地指出：“延安是專講團結的地方，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進會，有民族學院……這里能夠舉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會”。因此，毛澤東關于“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經典論述，就是對中國共產黨致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經驗給予的高度概括。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遭逢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外敵侵略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意識空前激發、中華民族意志空前凝聚的偉大實踐。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對日正面戰場、敵后根據地、城市、農村，形成國軍、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民兵、地下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的全民族抗戰，中華兒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付出了巨大犧牲。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同盟國，譜寫了中國遠征軍、滇緬公路、駝峰航線與飛虎隊等國際合作抗日的壯麗詩篇。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雖然在規模和軍事裝備上無法與國民黨軍隊的精良武裝相比，但是中國共產黨植根于各族人民群眾之中，以保衛祖國的民族大義動員和團結一切抗日救國的愛國力量，將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融入了共產主義信仰，從而贏得了更為廣闊的抗戰空間。1937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正是這種“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激發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抗日斗志，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的歷史地位。
1945年，在中國軍民歷時14年的抗日戰爭即將迎來偉大勝利之際，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抗日戰爭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征服中華民族、奴役中國人民的法西斯幻夢。同時，國民黨也全面釋放出由來已久的“反共”政策，企圖以“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攫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成果。然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已經為歷史所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團結中華民族的核心力量，是贏得中國各族人民信任的政黨，因此也必然成為一個主權獨立、民族團結、人民安康的新中國的締造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這是對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光輝歷程中始終不渝踐行初心、履行使命的精辟概括。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不同歷史階段，雖然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需要克服的困難或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但中國共產黨的所有努力，始終指向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中國和建設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建設內容和實現程度。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闡釋中華民族觀，團結各民族共同抗日，賦予中華民族的人民主體性，實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空前凝聚，開創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偉大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