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貨幣（公元前221～公元580年）
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貨幣（公元前221～公元580年）
來源：內蒙古自治區志·金融志（上卷）
從秦漢到南北朝經歷了六七個世紀，近10個王朝，所鑄錢幣數10種之多。在內蒙古地區除地處南方的三國蜀、吳和南朝鑄幣少見以外，其余都有大量發現。特別是王莽時期還在今內蒙古地區設有多處造幣廠，并從這些鑄錢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錢范。
這一時期，是中國貨幣制度進一步發展的時期。秦朝以半兩錢制統一了中國貨幣。漢初承襲秦制，又多次改鑄錢幣，開創了五銖錢制，直到隋朝的700多年間，一直占統治地位。同時，自秦已有黃金參與貨幣流通，金銅本位幣制產生。到了西漢仍為金銅并用，黃金改以斤為單位，1斤黃金值1萬個銅錢。西漢貨幣經濟較前大為發達，貨幣制度又有更新，在金銅并行本位以外，尚用白鹿皮幣（飾以彩繪的方尺白鹿皮，值40萬錢，這是中國紙幣之先驅）、白金三品（銀錫合金，上品為圓形龍幣，值錢3 000；中品方形馬幣，值錢500；下品橢形龜幣，值錢300）及谷帛。
一、秦代貨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隨之推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等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戰國時期鑄行流通的五花八門的貨幣被統一為方孔圓形的“半兩”錢。按當時衡制，1兩等于24銖，半兩即重12銖。這種以銖、兩為單位的貨幣制度在中國通行了1 000多年。半兩錢方孔圓形的幣制則確立了中國古代鑄幣的基本形制，自秦至清末，流行2 000多年。
當時在內蒙古的農業地區，使用的貨幣就是“半兩”錢，但由于秦統治時間較短，加之這里又多為秦與匈奴交鋒的戰場，經濟發展受到阻滯，貨幣商品交易更屬不易，因此，秦代錢幣發現較少。
伊盟準格爾旗秦廣衍城附近八坰地梁與壕賴梁墓地三座古墓中共出土57枚古幣，其中“半兩”8枚，錢徑2.8至3.2、穿寬0.7至1厘米，重4.5至7.9克。該盟發現的另一枚秦“半兩”錢，徑3.23厘米，重6.2克。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西溝門出土1枚“半兩”錢，該錢比較厚重。
呼和浩特市郊區發現8枚“半兩”錢，大小不一。
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出土2枚“半兩”錢。
在托克托縣的黑城鄉黑水泉村秦漢時期的一座大型古城遺址內，發現4枚“半兩”錢。
通遼市發現小篆、長字、小字諸品“半兩”錢多枚。
赤峰市遼上京地區所見古幣中，也有“半兩”錢。
1987年，伊盟烏審旗陶利蘇木桃八廟嘎查發現一處古錢窖藏，出土古錢605公斤，其中有部分“半兩”錢。
1989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烏海市新地秦漢古城、古墓的發掘中，發現有“半兩”錢。
80年代，在烏盟察右前旗煤窯鄉出土的宋代窖藏錢幣中，發現1枚秦“半兩”。
1996年8月，興和縣二臺子鄉二十二號村出土的窖藏錢幣中，發現1枚“半兩”錢，直徑2.8、穿寬0.95、厚0.12厘米，重4.5克。面部高凸，背有三處米粒大的鎏金點。
呼和浩特市一錢幣收藏者收藏數十枚秦半兩，大多出自伊盟。
二、兩漢貨幣
兩漢，包括自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中經短暫的新莽政權，至公元220年東漢滅亡，前后共400多年的歷史。在這段歷史時期，錢幣鑄造、流通領域曾發生不少的變化。如大小、輕重不一的“半兩”錢，“五銖”錢的始鑄和五銖錢制度的建立，子母錢范的大量使用，中國紙幣的鼻祖——白鹿皮幣的產生，新莽的多次幣制改革及五花八門的莽貨用幣，最早的鐵錢——東漢鐵“五銖”等等，真可謂品種繁多，花樣翻新，在中國貨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同時，自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鑄造“五銖”錢起，貨幣的鑄造權和發行權即均集中于黨中央朝廷，此后歷代相沿承襲。
兩漢時期，北逐匈奴，大拓疆土，特別是西漢在秦朝向北擴邊的基礎上又有大規模的拓展。同時，為加強對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軍事防御，不僅修繕了秦代長城，而且又向東擴展至遼東，向西經陰山、河西走廊一直延伸至新疆。此外，還在陰山以北修筑了兩道平行的外長城。這樣，漢代長城全長2萬余里，比秦長城長出1倍。長城雖是戰爭防御工事，但它的修筑在客觀上又促進了草原游牧民族和內地漢民族之間的往來。修建長城中，大批的漢族士兵及民眾被源源不斷地遷到北方，生活上需要與游牧民族互通有無。特別是長城沿邊建有眾多的城鎮，在兩漢長達4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在邊境安定為主流的情況下，這里也就成了長城南北人民相互交往的場所。雙方交往主要是經濟方面的買賣、交換生活物品為主。這些都是當今在內蒙古地區大量出土漢代錢幣的原因。
兩漢時期的內蒙古，大部分地區都歸屬黨中央王朝管轄。因此，在貨幣的使用上也與中原地區相同，僅在偏遠的鮮卑、匈奴等少數民族生活的地區，還依然是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或使用實物貨幣。
（―）西漢半兩錢
西漢建立之初，在貨幣使用上承襲秦制，一是仍為黃金與銅錢平行本位，二是仍用“半兩”錢。但不久即以秦錢重不便用而“更令民鑄錢”，于是出現了僅重三銖以下的減重“半兩”，俗稱榆莢半兩或榆莢錢。結果造成貨幣貶值，物價騰躍，只好廢行。高后二年鑄八銖半兩之后又鑄行了五分錢、四銖半兩錢、武帝三銖錢等等。在內蒙古地區各地幾乎都有西漢“半兩”錢出土，而出土最多的是伊盟、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盟、巴盟等地。
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出土約500公斤唐代窖藏錢幣中，有漢“半兩”176枚，其中西漢文帝四銖“半兩”165枚，22品，直徑在2.25至2.6厘米，重1至4.2克。
1975年，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考古工作者對伊盟準格爾旗西部牛川秦廣衍故城及其附近墓地進行考古清理試掘中，發現西漢八銖“半兩”2枚，錢徑均為2.75、穿寬均為0.75厘米，重分別為2.7、3.4克。另有漢文帝四銖“半兩”6枚，均無內郭，其中5枚無周郭，邊不規整，錢徑在2.3至2.7、穿寬在0.7至0.9厘米之間，重1.9至3.6克；1枚有周郭，直徑2.3、穿寬0.7厘米，重1.9克，當為武帝時四銖“半兩”。
1981年，巴林右旗上石匠山村出土180公斤古錢幣，其中有西漢“半兩”25枚。同年7月，西三道營子出土的20多萬枚古錢幣中也有西漢“半兩”。
1984年，在烏盟察哈爾右翼前旗禮拜寺鄉元代窖藏錢幣中，發現西漢“半兩”2枚。
1986年5月，呼和浩特市武川縣烏蘭不浪鄉五號村一農民在院內取土時，發現窖藏古幣約250公斤，其中有西漢“半兩”。
1989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烏海市新地秦110國道旁漢代古墓的清理發掘中，發現了6枚西漢“半兩”。
1991年，在興安盟烏蘭浩特市的金代窖藏中出土有西漢“半兩”。
通遼市發現的西漢錢幣有“半兩”、四銖“半兩”，其中還有傳形“半兩”。
1995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乃只蓋鄉黑蘭更村農民在磚窯取土時出土了一陶罐漢“半兩”。
1996年8月，興和縣二臺子鄉二十二號村出土的窖藏古錢中，發現3枚四銖“半兩”。
1998年7月，在商都縣三面井鄉瓜坊子村附近的半山坡上被雨水沖出500多枚西漢“半兩”錢。這批窖藏“半兩”，品類較多，但文字形制基本相同，筆劃平整、方折。
錢徑在2.2至2.4、穿寬0.6至1.2厘米，重量在1.9至3.5克之間。從形制特征可分正面有郭、無郭、廣穿、中穿和狹穿；從文字可分“連山兩”、“雙人兩”、“十字兩”、“有頸兩”、“省筆兩”、“半”大“兩”小、“半”小“兩”大、“半”高“兩”低、“半”低“兩”高等數品。另外，又有面星、穿下豎紋和穿上、穿下橫郭等多種標識。
90年代初，文物部門對巴盟磴口烏蘭布和沙漠中的4處漢墓群進行了全面發掘清理，出土為數不少的漢代錢幣，其中河壕一座漢墓中，出土數枚西漢“半兩”。
赤峰市遼上京地區發現的古幣中，有西漢“半兩”。
包頭市郊區麻池燕家梁漢代文化遺址中發現1枚西漢前期的四銖“半兩”。
阿盟歷年出土的西漢錢幣中，以西漢“半兩”居多。
內蒙古博物館收藏“半兩”43枚，分別出自烏盟、伊盟、清水河縣等地。
伊盟出土的復式四銖“半兩”2枚，其一，錢徑2.10厘米，重2.3克；其二，錢徑2.36厘米，重2.7克。蛇目“半兩”1枚，錢徑2.34厘米，重2.5克。
呼和浩特市一錢幣收藏家收藏西漢“半兩”數百枚，多出自伊盟、包頭市和呼和浩特市地區。
總之，西漢“半兩”在內蒙古地區發現較多，特別是在中部、南部、西部各地更是屢有出土。說明內蒙古大部地區在西漢時期即與內地聯系密切，經濟來往頻繁。
（二）西漢五銖錢
《漢書·食貨志》記載，在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之前，使用的半兩錢有6種（含最初所用秦“半兩”）。其時，由于民間私鑄狀況嚴重，而且屢禁不止。因此，造成流通中的“半兩”錢大小和輕重相差懸殊，劣幣充斥，導致商品經濟交易的混亂，對社會秩序造成不良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于元狩五年進行幣制改革。一是首創了大小、輕重適中，采用加鑄外郭的“五銖”錢。“五銖”錢不僅沿用時間最久，而且其形制還影響到唐代乃至國外。二是在黨中央設立了鑄幣機構上林三官，這為5年后廢除郡國“五銖”錢、將鑄幣權統一在國家手中奠定了基礎。
西漢武帝時期，內蒙古陰山南北地區皆入西漢版圖，特別是漢武帝對內蒙古中西部即今天的包頭、巴盟等地的開發，改九原郡為五原郡，下設16縣，并建立朔方郡，下設10縣。西漢末年，昭君出塞和親，漢匈和睦相處，邊疆安寧，使這里的經濟穩定發展，人口繁衍增長，貨幣商品經濟也出現繁榮局面。從此地所出土發現的西漢“五銖”錢分布面之廣、數量之多即可見一斑。
1959年，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古城出土的一甕唐代窖藏錢幣中，有“五銖”錢282枚，直徑2.25至2.63厘米，重量在1.1至4.2克之間，有一定數量的西漢“五銖”，現藏內蒙古博物館。此外，該館收藏的在烏盟涼城縣出土，以及5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舊城等地征集的“五銖”錢還有51枚。
1965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呼和浩特市郊區白塔村挖掘出土的西漢五銖錢12枚，其中9枚為上林三官“五銖”，3枚為郡國“五銖”。
1970年，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哈素鄉腦木汗村曾發現一批窖藏“五銖”錢。
1981年，赤峰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村出土的180公斤古錢幣中，有西漢“五銖”230枚。同年在林西縣三道營子出土的20多萬枚古錢幣中也有西漢“五銖”。
1984年，在巴林右旗他本板唐代窖藏錢幣中發現6枚“五銖”錢。在遼上京地區發現的古錢中也有“五銖”錢。赤峰市散落在民間的“五銖”錢更是隨處可見。
同年，烏盟察哈爾右翼前旗禮拜寺鄉出土的元代窖藏錢幣中，發現西漢“五銖”4枚。在煤窯鄉出土的宋代窖藏錢幣中，發現西漢“五銖”2枚。
1986年5月，武川縣西烏蘭不浪鄉五號村一農民在院內取土時，發現窖藏古幣約250公斤，其中有為數不少的西漢“五銖”錢。
1987年，伊盟文物工作站在杭錦旗烏蘭陶勒蓋發掘清理了14座漢代古墓（此處為西漢晚期漢墓群），出土西漢“五銖”78枚，為武帝和平帝時鑄品。
1988年，伊盟文物工作部門清理了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漢代墓群，出土西漢“五銖”36枚。在準格爾旗的前房子金代遺址中，也有漢“五銖”出土。
80年代，在托克托縣古城鄉云中城遺址，2次出土數十斤“五銖”錢。其中一部分入藏呼和浩特市博物館。另外，在該縣的南崞縣營村也曾出土窖藏4公斤“五銖”錢。
1990年，在達拉特旗吉格斯太鄉溝心召發現金代窖藏錢幣2 437枚，其中有西漢“五銖”。
1991年，在興安盟烏蘭浩特市金代窖藏錢幣中發現有西漢“五銖”。
1991年秋，武川縣大青山鄉井兒溝村一農民挖窖時，出土窖藏錢幣約440公斤。其中亦有“五
銖”錢。
1993年6月，烏盟興和縣二臺子鄉土堡子村出土600多枚古錢，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西漢“五銖”。
通遼市出土的西漢“五銖”錢中，有郡國五銖、上林三官五銖。1994年10月，在科爾沁右翼后旗散都蘇木麥里嘎查出土金代窖藏錢幣60公斤，10 263枚，其中時代最早的為西漢“五銖”錢。錢文“五”字交筆圓折彎曲，“銖”字金旁三角略小，記號略同郡國五銖。錢徑2.5厘米，重3.5克。
1996年8月，烏盟興和縣二臺子鄉二十二號村出土窖藏錢幣792枚，有12枚“五銖”錢。
在呼盟的額爾古納市的四卡連隊發現1枚西漢“五銖”，錢徑2.50、穿寬1厘米，重2.62克。在鄂溫克族自治旗也發現1枚“五銖”錢，錢徑2.50、穿寬1厘米，重2.41克。上述2枚皆無內郭，背亦無郭，當為武帝最初所鑄五銖。扎蘭屯市發現的1枚“五銖”出土于哈多河鄉遼代窖藏錢幣中，其錢徑2.49、穿寬0.90厘米，重2.3克。
呼和浩特市博物館現藏“五銖”錢40枚，其中多為西漢“五銖”。呼和浩特市郊區發現的12枚西漢“五銖”，品相均佳。
伊盟發現有“五銖”稀罕品，如背“五十五”、合背“五銖”，錢徑2.6厘米，重3.2克。
包頭市漢代遺址眾多，出土的西漢“五銖”數量也較大。50年代末，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對包頭市郊區召灣、麻池、城梁、古城灣、三頂賬房等地的幾處漢墓群進行了發掘，均發現有“五銖”錢。一墓中多者數百枚，少者二三枚，且以西漢“五銖”為多。在巴盟眾多的漢墓中都發現了五銖錢，特別是在納林套海25號西漢墓中，出土了近百枚用繩索穿在一起的五銖錢。
阿盟地區雖地處偏遠，但卻是漢代重要的屯兵之地，在這里駐有戍邊兵將，大量內地移民也隨之遷至此地。著名的居延漢簡中記載了當時這里借貸、商事、私鑄錢幣以及與內地密切聯系，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等情況。五銖錢在這里也多有發現。
（三）王莽幣制復古改制及在內蒙古地區的鑄幣
新莽政權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即進行了4次幣制復古改制，所行貨幣種類總計達5物（金、銀、龜、貝、銅）、6名（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28品。并且在全國遍設鑄幣作坊，大量鑄造錢幣。
內蒙古地區不僅出土了大量的王莽貨幣，而且也發現了多處鑄幣作坊遺址和許多錢范。同時，因為王莽的“六泉十布”成龍配套，鑄造又精美，所以成為泉家和古幣愛好者們所尋覓收藏的珍品。
當時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主要是陰山、燕山沿線，以及鄂爾多斯高原，即今天的巴盟、包頭市、伊盟、呼和浩特市、烏盟和赤峰市等地。
在呼和浩特市轄區內，發現的王莽錢幣品種數量都是比較多的。其中以“小泉直一”和“大泉五十”、“大布黃千”、“貨泉”等為最多。同時，也不乏稀見品。1959年，在和林格爾縣的古城遺址出土的唐代窖藏錢幣中有36枚“貨泉”、22枚“大泉五十”、1枚“布泉”。50年代，內蒙古博物館在呼和浩特市舊城征集到2件不同版式的“大泉五十”銅母范。1985年，武川縣第二物探隊在工作中也發現10枚古幣，其中有“大泉五十”1枚。1986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黑老窯村也發現了“大泉五十”銅范。同年，駐守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的5145部隊的官兵，在該縣發現5枚“大布黃千”和3枚“小布一百”，均送交內蒙古博物館。
1976年，在漢代右北平郡所在地——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黑城村的王莽錢范作坊遺址共出土完整和殘缺不等的“大泉五十”陶范母497塊，“小泉直一”陶范母522塊。陶范均用摻有砂粒的紅粘土制成，下層較厚，土質較粗，錢范的上層很薄，土質也很細膩。正、背范母都有。90%以上為鑄造過金屬范的廢品，其表面有層灰白色的硬光面。在出土的范母中，有110塊有紀年或有關官職、人名等文字。如其中一長14.4、寬15、厚4.1厘米的范母前端的殘塊上，即有一豎行陽文隸書“始建國元年三月”紀年文字。有的是在右邊豎書一行“后鐘官工裒造”或“前鐘官工良造第”，左邊一行豎書“始建國元年三月”。內蒙古博物館收藏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兩塊有殘損的范母，一件長17.4、寬17.6、厚4.4厘米，上面有16枚錢模，排列五行。錢徑為3、穿寬1.1厘米，錢文字跡清晰，為陽文篆書。另一件長23.2、寬22.3、厚3.7、邊框寬1.4厘米，上面有66枚錢模，排列10行，錢徑1.4、穿寬0.4厘米，錢文為篆體，字跡已模糊。兩錢模穿之中間都有凸起的小乳釘。
1980年，在伊盟鄂托克旗公其日嘎蘇木劉家圪梁漢墓群（共有12座古墓）的一座磚室墓中，清理出土大量的“大泉五十”錢。
1981年8月，赤峰市巴林右旗上石匠村出土180公斤古錢幣，其中有“貨泉”32枚，“大泉五十”5枚。1981年7月，林西三道營子出土的20多萬枚古幣中也有王莽錢幣。遼上京地區發現有“貨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和“貨泉”等莽錢，其中以“貨泉”居多。
1983年，包頭市文物處在市郊召灣清理漢墓22座，在M77、M79中發現“大泉五十”1枚、“小泉直一”6枚。前者錢徑2.8、穿寬0.9厘米，重5.4克；后者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錢徑1.4、穿寬0.4厘米，重1至1.5克。其中M77中有枚口含錢。1985年，在固陽縣新建鄉元代窖藏錢幣中，發現5枚“貨泉”。
在巴盟的納林套海、包爾蓋和沙金套海漢代墓葬中，多發現有“大泉五十”、“貨泉”、“一刀平五千”和“大布黃千”等莽幣。1986年，內蒙古博物館在巴盟杭錦后旗車輛廠征集到2 270枚古幣，其中2 249枚為王莽“貨泉”，按大小可分3等。還有重內穿和剪邊者，品種多樣。另有“大泉五十”6枚，“布泉”3枚。
在呼盟、興安盟、通遼市、錫盟、烏海市、阿盟等各盟市都有王莽錢幣出土，主要以“貨泉”、“大泉五十”為主。1991年，在烏蘭浩特市出土的金代窖藏錢幣中有少量“貨泉”。通遼市發現的新莽貨幣既有普通“大泉五十”，也有厚肉、大小樣、四決（內郭四角向外突出或延伸——編者）、合背、重輪（雙重外郭，亦稱“重棱”——編者）“大泉五十”，還有“小泉直一”、“貨布”、“貨泉”、無字“貨泉”、半星“貨泉”、決文“貨泉”等品種。1992年，在呼盟額爾古納市拉布大林漢墓葬中，出土“大泉五十”15枚，錢徑2.7、穿寬0.9、郭厚0.2厘米，重7.7克。在阿盟出土的古代貨幣中，以漢“半兩”、“五銖”、“大泉五十”和“貨泉”居多。
80年代，在烏盟煤窯鄉和禮拜寺鄉出土的窖藏錢幣中，發現有“貨泉”、“大泉五十”等王莽錢幣。1996年8月，興和縣二臺子鄉二十二號村出土的窖藏錢幣中，發現1枚“貨泉”。
90年代，在伊盟杭錦旗哈勞柴登漢代古城內，多次發現王莽時期的陶質錢范母范，目前見到10余塊。其中鄂托克旗一收藏者收藏的一塊“小泉直一”錢范上有34枚完整的錢模。該范錢文為陽文，字跡清晰，錢模規整，布局合理。兩位錢幣學會會員在該處古城遺址發現的一塊“小泉直一”陶范殘件，其上雖僅存2個模糊不清的錢模，但卻存有一行豎列反書陽文“始建國元年三月”的準確紀年字樣。這是繼1976年出土有紀年字樣新莽陶錢范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其余還有“貨布”、“貨泉”、“大布黃千”、“小泉直一”等陶范。根據1996年、1997年伊盟錢幣普查小組以及內蒙古錢幣學會秘書處前后多次對該古城的實地調查，發現在古城的北部，即出土錢范處，尚堆積著大小不等與錢范顏色、質地相同的陶塊。其中不乏邊角規矩完整者，以及冶煉土渣和大大小小的土塊，這或許是制造錢范的材料和廢棄物。在此處還經常能揀到 “小泉直一”等莽錢，也有西漢“五銖”錢。種種跡象表明，這里是王莽時期的一處鑄幣作坊。
在烏盟10余座漢代古城和240多處漢代村落遺址中，經常發現“小泉直一”、“貨泉”、“大布黃千”和“貨布”。在涼城、卓資、興和等縣和察右前旗，也都出土過“大泉五十”、“貨泉”和“一刀平五千”等。
內蒙古博物館收藏有在呼和浩特市、包頭市、巴盟、伊盟等地征集到的“大泉五十”52枚，“小泉直一”3枚，以及“契刀五百”、“壯泉四十”、“小布一百”、“差布五百”、“大布黃千”、“貨布”、“布泉”、“貨泉”等王莽錢幣80多枚。其中還有“貨泉”餅錢、合背“壯泉四十”等稀有品。另外，有出自伊盟杭錦旗哈勞柴登古城的“小泉直一”、“大泉五十”陶質錢范數塊。
在內蒙古地區發現的莽錢，品種基本齊全。其中精品有“壯泉四十”、“一刀平五千”、“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黃千”，背四決文（指內郭四角向外突出或向外沿伸的斜紋）“貨泉”、背四出文（指四決的斜紋一直通到外郭）“貨泉”、合背“貨泉”以及穿上五橫、穿下“大”字“貨泉”和“大泉五銖”等。
由上述記載可以看出，王莽錢幣分布十分廣泛，品種和數量之多都是很驚人的。尤其是在內蒙古發現了王莽時期規模相當大的鑄錢母范作坊和鑄幣作坊，以及大量的錢范，這不僅說明當時這一地區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戰略位置，經濟也比較發達。
（四）西漢鑄幣作坊及砝碼錢
1998年，在伊盟達拉特旗烏蘭鄉出土一批窖藏西漢貨幣，共有西漢“半兩”4 000余枚。同時出土的郡國“五銖”殘錢、殘枝（澆鑄錢后流銅槽中留下的殘銅，狀似樹枝）、廢銅塊、坩堝和一大型弩機。其中半兩錢包括高后八銖半兩減重錢即六銖半兩、五分錢、四銖半兩和私鑄小錢。其中以四銖半兩最多，占九成以上，八銖半兩最少，且無標準品。此次出土的西漢半兩錢內含豐富，有頸半兩、內外郭半兩、簡筆半兩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枚面穿下書“廿
”的半兩和一枚穿上銘“ω”符號的半兩錢，均屬首見。還有為數不多的面一豎、兩豎、三豎及陽刻“三”、“×”、“＋”等的半兩錢。結合以前在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面“回”、“六”和“廿二”的半兩錢分析，這是一類有特殊含義的記數錢。再從同批窖藏中發現有郡國五銖錢、錢枝、廢銅塊和坩堝（其上面有與五銖錢背范疊壓形成的痕跡，內混雜許多灰色陶片，似錢范殘片），以及五銖錢為典型的郡國“五銖”等來看，在烏蘭鄉有一個早于杭錦旗哈勞柴登鑄幣機構的鑄幣作坊。這也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西漢時期，漢王朝曾在鄂爾多斯設郡，漢匈關系時戰時和，漢對匈奴大規模作戰數十年，軍費開支龐大，在這一地區設立鑄幣機構可以省去運輸方面的諸多不便。再者，烏蘭鄉的地理位置在達拉特旗中是最靠近杭錦旗的一個鄉，存在著原地被毀后轉移到杭錦旗的可能。而且，在哈勞柴登也有西漢上林三官五銖錢范的出土，兩地鑄造的錢幣存在著繼承關系。 此外，1991年，在烏盟興和縣大同窯村古城，出土1件西漢早期的“平梁四兩”錢。面長3.4、寬2.8、邊厚0.7厘米，至覆頂面厚1厘米。覆頂面長1.8、寬1.4厘米，重62.41克。整體呈長方覆斗形，紐已殘缺。正面陰文“平梁四兩”4個篆字。銅質、表面赤黃。有文物工作者考證，認為此錢是西漢早期驗證市場貨幣是否足重的一枚砝碼錢。
（五）東漢五銖錢
東漢初年，沿用王莽的“貨泉”。至建武十六年（40）恢復了五銖錢制度，所鑄“五銖”錢，形制與西漢“五銖”相同。其后所鑄“五銖”較初鑄“五銖”肉薄質劣，并加鑄有星點、橫劃、豎劃等各種記號。
靈帝中平三年（186），首鑄“四出五銖”。東漢末年，獻帝初平年間（190～193），董卓以長安、洛陽銅器和“五銖”錢，鑄行無文、無內外郭的輕小粗劣的小錢。亦有穿孔很大、錢身極輕小、文字若有若無的私鑄小“五銖”。
東漢時期，內蒙古地區是烏桓、鮮卑族活動的地方。同時，在與遼寧、河北、山西、陜西相鄰近的地區，也是漢民族從事農耕生產和生活的地方。東漢“五銖”錢多發現在這些地區，但相對來說集中出土較少。
1959年，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唐代古城遺址出土的唐代窖藏錢幣中，發現東漢“五銖”4枚。
1964年、1965年，在呼和浩特市東郊白塔村古豐州城遺址內出土的金代窖藏錢幣中，有1枚東漢無文五銖，十分輕薄粗劣。
1980年，在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鹽店鄉新民渠出土的總數達1 048公斤，272 154枚的西夏窖藏錢幣中，有少量東漢“五銖”。
1983年，烏盟察哈爾右翼后旗紅格爾圖鄉三道灣東漢鮮卑墓中出土5枚“五銖”錢。
1987年，烏盟興和縣叭溝東漢鮮卑墓中出土10多枚“五銖”錢。
烏盟察哈爾右翼后旗二蘭虎溝和趙家房子村東漢鮮卑墓葬中，都有“五銖”和剪輪“五銖”錢出土。
90年代初，文物部門對磴口烏蘭布和沙漠中的150余座漢墓進行了發掘清理，墓中基本上都出土了“五銖”錢，其中有東漢的建武“五銖”和傳形“五銖”等。
通遼市發現有四出“五銖”、董卓“五銖”和剪輪“五銖”等。
由于東漢初年所鑄“五銖”基本與西漢“五銖”相同，所以較多的實物收藏單位或個人未能將兩漢“五銖”區別開來。為數不少的東漢“五銖”尚未被分別列出，被定為西漢“五銖”者也不在少數。
三、三國兩晉南北朝貨幣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220～581）是我國歷史上動亂時間最長的時期。在三個半多世紀期間，包括三國的相爭，西晉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以及此后北方各民族上層分子割據政權間的混戰，南朝各代政權的迭次遞嬗。長時期的戰亂，人民流徙，造成人口的空前移動與大量減少，社會生產受到破壞，貨幣經濟也受到嚴重影響。當時，活動在內蒙古地區的主要是匈奴人和鮮卑人，他們也均建立過地方政權。鮮卑拓跋氏還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這些北方少數民族上層建立的政權都曾鑄行過錢幣，在內蒙古地區都有發現。
（―）魏、蜀、吳貨幣
三國時期（220～265），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貨幣制度十分混亂。曹魏于文帝黃初二年（221）曾明令廢止五銖錢，使人民以谷帛相交易，直至明帝初年（227）才恢復了五銖錢的流通。自此以后，曹魏一直延用五銖錢制度，未有更改。劉蜀政權鑄行過“五銖”、“直百五銖”、“直百”等錢幣。孫吳政權曾鑄有“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錢幣。這些三國時期的鑄錢，在內蒙古地區都有發現。
這一時期，內蒙古地區的南匈奴人和鮮卑人仍以實物進行交換活動。在匈奴和鮮卑墓葬中，特別是身份地位高貴者的墓中，常有大量的金銀器物出土?？梢?，金銀對于匈奴人和鮮卑人來說，也是財富的象征。
興安盟錢幣學會收藏有蜀國“直百五銖”1枚。
通遼市發現有魏“五銖”。
赤峰市遼上京地區發現有魏“五銖”和蜀“直百五銖”。
烏盟出土有曹魏沿用的漢代“五銖”和蜀漢“直百五銖”。
呼和浩特市地區出土有曹魏用漢“五銖”，蜀漢的“直百五銖”、“定平一百”，孫吳的“大泉五百”。
1990年，在呼和浩特市郊區八拜鄉煉油廠工地上，一民工挖出一批綖環“五銖”和剪輪“五銖”，重約3.5公斤。
在伊盟的多起錢幣窖藏中，亦有三國時期的貨幣出土。
烏海市錢幣收藏者收藏有孫吳“大泉當千”。
內蒙古博物館亦收藏有魏“五銖”。
（二）兩晉貨幣
兩晉處于動亂時期，在幣制上并無建樹，西晉用魏錢，東晉用孫吳舊錢。此時，北方邊疆地區有五胡十六國與之并立。內蒙古大部分地區為鮮卑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權管轄，西南部為匈奴赫連氏族所建夏政權之轄區。但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又常常臣服于西晉政權。目前在內蒙古地區尚未發現前燕鑄幣，大夏政權鑄幣則有出土。通遼市、呼和浩特市地區和內蒙古博物館收藏有少量東晉沈郎“五銖”、十六國中成漢李壽鑄中國最早的年號錢——“漢興”錢，以及后趙石勒鑄的“豐貨”錢。伊盟十二連城出土“大夏真興”數枚。呼和浩特市一藏者收有兩枚出于烏審旗統萬城遺址的“大夏真興”（背四出）鎏銀錢。烏盟涼城縣崞縣窯鄉亦發現“大夏真興”1枚。呼和浩特市、烏海市地區部分會員也收藏有“大夏真興”錢。
（三）南北朝貨幣
南朝宋、齊、梁、陳和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都曾各自鑄錢。在內蒙古地區所見到的這一時期的貨幣，多是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政權鑄幣，南朝貨幣也偶有發現。
這一時期最早的貨幣是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鑄的“四銖”錢，其后是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所鑄年號錢“孝建四銖”。再后又鑄“孝建”、“永光”、“景和”二銖錢。
南齊鑄幣較少。相比之下南梁鑄幣品種最多，如有外郭的天監“五銖”、缺邊的公式女錢、四出紋鐵“五銖”、二柱“五銖”、四柱“五銖”等。南陳只鑄有重約3克的“五銖”和“太貨六銖”2種錢幣，制作都十分精整，尤其是“太貨六銖”是南朝錢幣中最精美的，歷來深受泉家喜愛，在地處北疆的內蒙古地區也常有發現。
北朝政權皆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由于他們善于吸收漢族先進文化而發展壯大，勢力遠達中原、漢中地區。因此，在鑄行貨幣方面也由最初不用貨幣到接受漢文化而鑄造使用貨幣。
北朝最早的貨幣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鑄造的“太和五銖”，此錢在銅質、文字上均粗劣。但永安二年（529）所鑄“永安五銖”就十分精整、美觀，被東魏、西魏所效仿和沿用，只是在重量或背部有所不同而已。
北齊僅鑄有“常平五銖”1種錢，很精美。
北周初用西魏大統“五銖”，后于保定元年（553）鑄造“布泉”，重約4.3克，1當5枚“五銖”錢。北周“布泉”幣文用玉箸篆，有別于王莽的垂針篆“布泉”。北周還鑄有“五行大布”和“永通萬國”，品相皆佳。
通遼市發現有南朝劉宋元嘉“四銖”、蕭梁“五銖”（公式女錢）、四柱“五銖”和二柱“五銖”。
呼和浩特市地區發現有南朝“四銖”和陳“太貨六銖”。
內蒙古博物館藏有南朝陳“五銖”。
內蒙古博物館收藏的北朝錢幣，有1959年在和林格爾縣唐代古城出土窖藏錢幣中的“永安五銖”10枚，“常平五銖”20枚，“五行大布”1枚，以及零星征集的“永安五銖”、“常平五銖”、“五行大布”和“永通萬國”等若干枚。
1987年，在伊盟烏審旗陶利西夏窖藏錢幣中，發現有北朝錢幣。
赤峰遼上京地區發現有北魏“永安五銖”和北齊“常平五銖”。
興安盟錢幣學會收藏有“常平五銖”1枚。
哲盟所見有北魏“太和五銖”、“永平五銖”、“永安五銖”，北齊“常平五銖”，北周“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萬國”等。
烏盟發現北魏“太和五銖”，北齊“常平五銖”1996年8月，在興和縣二臺子鄉二十二號村出土的窖藏錢幣中，發展1枚“永安五銖”，1枚“常平五銖”。
呼和浩特市地區所見北朝錢幣相對較多，計有北魏“太和五銖”、“永安五銖”；北齊“常平五銖”，北周“布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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