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林郭勒牧民加入標準化畜群合作社
正值收購羊羔的季節,在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72歲的李瑞走進他一手創辦的肉食品公司,看著如今現代化的屠宰工廠和冷凍車間感慨萬千:“20世紀90年代初,剛開始做生意時,我們收羊羔都是挨家挨戶步行去收,冒著暴雪嚴寒。而現在,從草場到餐桌都建立了可追溯體系,牧民科學畜牧讓草場更美,生活更好。”
18萬平方公里的可利用草場,年度牲畜存欄近2000萬頭只,家庭牧場近500家,年收入逐年增加。改革開放40年來,在中國正北方的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這里的牧民作為當地畜牧業發展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受益者,像李瑞一樣,用勤勞和智慧不斷更新美好生活的“幸福密碼”。
從錫林郭勒盟農牧業局了解到,1984年,當地實行畜牧業生產大包干和包產到戶,推行牲畜作價歸戶、私有私養和草場分片承包,落實集體、個人相結合的經營體制,形成了以家庭為主,自主經營、自我受益的畜牧業經濟。1985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推行畜草雙承包經營責任制,落實草牧場雙權一制,使廣大牧民在飼養牲畜、經營草原上責權利統一起來,解決了牲畜吃草場“大鍋飯”的問題。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后,牧民對草場的使用權從法律上得到了承認和保護。
到1989年,全盟牲畜頭數首次突破1000萬頭只大關,由1977年特大雪災后的508萬頭只發展到1069萬頭只,實現了當地幾代人夢寐以求的夙愿。
錫林郭勒盟農牧業局副局長哈斯海日罕表示:“這主要得益于草牧場‘雙權一制’的落實,解放了生產力,激活了生產主體,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牧民養畜積極性,草原畜牧業生產水平和牧民收入一度躋身全國前列。”
隨著牲畜頭數急劇增長,草原生態負荷越來越重,人、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的生態功能大幅下降。1999—2001年,全盟遭受了以旱災為主,雪災、沙塵暴、鼠蟲害等多災并發的特大自然災害,導致草原迅速退化沙化。草地生產能力和生物多樣性遭到嚴重破壞,生態系統幾乎瀕臨崩潰,草原生態和畜牧業生產陷入兩難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西烏珠穆沁旗牧民阿迪亞回憶道:“生態最脆弱的時候,草原上隨處可見裸露的土地,揚沙漫天,很多草種瀕臨滅絕,牲畜生存岌岌可危。”
草原生態嚴重退化,生態屏障作用極度削弱的嚴峻形勢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
京津風沙源治理、生態移民、退耕還林(還草)、禁牧舍飼等生態建設工程相繼實施。當地重新認識生態保護和畜牧業發展走向問題,探尋解決草原退化困境難題的出路和途徑,尋找草原畜牧業發展的方向和模式。
2001年,錫林郭勒盟提出實施以“圍封禁牧,收縮轉移,集約經營”為主要內容的圍封轉移戰略。2004年,提出通過轉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實現改善生態環境和增加農牧民收入的“一轉雙贏”目標。2006年,完善提升為“兩轉雙贏”。通過轉移牧區人口、轉變畜牧業生產經營方式,實現草原生態恢復和牧民收入增加的“雙贏”目標。到2010年,全盟牲畜頭數由1999年的1811萬頭只壓減了600余萬頭只,草原植被平均覆蓋度由2000年的23.1%提高到2010年的45.7%。
牲畜數量減少了,但牧民的收入并沒有減少。從2011年開始,國家啟動實施了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錫林郭勒盟2.71億畝草場被列入項目實施范圍。
哈斯海日罕說;“為了實施好此項目,我們嚴格推行草畜平衡和草原‘三牧’(禁牧、輪牧、休牧)制度,并出臺了養老、助學、創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配套政策,盟旗兩級財政每年投入近1.3億用于禁牧區養老、助學、創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016年開始,國家實施了新一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禁牧補助標準進一步提高。”
吳廣進口的澳大利亞安格斯牛
如今,阿迪亞打開了自家的圍欄,與周圍的19戶牧民建立了合作社,開啟 “共享時代”。阿迪亞說:“共享草原面積擴大,牧民可以更加合理利用,草好的地方放羊,沙地養牛。還在一年四季中對草場進行分區保護,達到輪牧、休牧的目的。這幾年下來,眼見著以前瀕臨滅絕的草種又長了出來,草質量好了,也不像之前那般稀疏,牛羊也都更加肥壯了。”
除了打好草畜平衡保衛戰,錫林郭勒盟也在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畜種畜群結構,2015年起實施“減羊增牛”戰略。
2018年,剛從澳大利亞進口100頭安格斯牛的牧民吳廣正式從“羊倌”過渡為“牛倌”。“牛對草場的破壞性小,牛肉價格相對穩定,養牛還給補貼,通過科學育肥,收入更高。”吳廣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草原是畜牧業發展的基礎,發展現代畜牧業一項緊迫任務,就是要保護和建設好這片大草原。在改革的進程中,有探索、有嘗試也有經驗教訓,科技化、品牌化、綠色化在錫林郭勒盟不再是概念,當地牧民正在踐行和實現著。
李瑞的三個女兒如今繼承父業,把好草育出的好羊銷售到了全國各地,二女兒李鳳敏說:“錫林郭勒草原就是我們最好的品牌,我們熱愛養育了我們的草原,生活在這里的每一個人都會竭盡全力守衛這片藍天綠地,創造幸福生活。”(責任編輯:石毅)
錫林郭勒牧民加入標準化畜群合作社
正值收購羊羔的季節,在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72歲的李瑞走進他一手創辦的肉食品公司,看著如今現代化的屠宰工廠和冷凍車間感慨萬千:“20世紀90年代初,剛開始做生意時,我們收羊羔都是挨家挨戶步行去收,冒著暴雪嚴寒。而現在,從草場到餐桌都建立了可追溯體系,牧民科學畜牧讓草場更美,生活更好。”
18萬平方公里的可利用草場,年度牲畜存欄近2000萬頭只,家庭牧場近500家,年收入逐年增加。改革開放40年來,在中國正北方的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這里的牧民作為當地畜牧業發展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受益者,像李瑞一樣,用勤勞和智慧不斷更新美好生活的“幸福密碼”。
從錫林郭勒盟農牧業局了解到,1984年,當地實行畜牧業生產大包干和包產到戶,推行牲畜作價歸戶、私有私養和草場分片承包,落實集體、個人相結合的經營體制,形成了以家庭為主,自主經營、自我受益的畜牧業經濟。1985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推行畜草雙承包經營責任制,落實草牧場雙權一制,使廣大牧民在飼養牲畜、經營草原上責權利統一起來,解決了牲畜吃草場“大鍋飯”的問題。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后,牧民對草場的使用權從法律上得到了承認和保護。
到1989年,全盟牲畜頭數首次突破1000萬頭只大關,由1977年特大雪災后的508萬頭只發展到1069萬頭只,實現了當地幾代人夢寐以求的夙愿。
錫林郭勒盟農牧業局副局長哈斯海日罕表示:“這主要得益于草牧場‘雙權一制’的落實,解放了生產力,激活了生產主體,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牧民養畜積極性,草原畜牧業生產水平和牧民收入一度躋身全國前列。”
隨著牲畜頭數急劇增長,草原生態負荷越來越重,人、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的生態功能大幅下降。1999—2001年,全盟遭受了以旱災為主,雪災、沙塵暴、鼠蟲害等多災并發的特大自然災害,導致草原迅速退化沙化。草地生產能力和生物多樣性遭到嚴重破壞,生態系統幾乎瀕臨崩潰,草原生態和畜牧業生產陷入兩難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西烏珠穆沁旗牧民阿迪亞回憶道:“生態最脆弱的時候,草原上隨處可見裸露的土地,揚沙漫天,很多草種瀕臨滅絕,牲畜生存岌岌可危。”
草原生態嚴重退化,生態屏障作用極度削弱的嚴峻形勢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
京津風沙源治理、生態移民、退耕還林(還草)、禁牧舍飼等生態建設工程相繼實施。當地重新認識生態保護和畜牧業發展走向問題,探尋解決草原退化困境難題的出路和途徑,尋找草原畜牧業發展的方向和模式。
2001年,錫林郭勒盟提出實施以“圍封禁牧,收縮轉移,集約經營”為主要內容的圍封轉移戰略。2004年,提出通過轉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實現改善生態環境和增加農牧民收入的“一轉雙贏”目標。2006年,完善提升為“兩轉雙贏”。通過轉移牧區人口、轉變畜牧業生產經營方式,實現草原生態恢復和牧民收入增加的“雙贏”目標。到2010年,全盟牲畜頭數由1999年的1811萬頭只壓減了600余萬頭只,草原植被平均覆蓋度由2000年的23.1%提高到2010年的45.7%。
牲畜數量減少了,但牧民的收入并沒有減少。從2011年開始,國家啟動實施了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錫林郭勒盟2.71億畝草場被列入項目實施范圍。
哈斯海日罕說;“為了實施好此項目,我們嚴格推行草畜平衡和草原‘三牧’(禁牧、輪牧、休牧)制度,并出臺了養老、助學、創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配套政策,盟旗兩級財政每年投入近1.3億用于禁牧區養老、助學、創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016年開始,國家實施了新一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禁牧補助標準進一步提高。”
吳廣進口的澳大利亞安格斯牛
如今,阿迪亞打開了自家的圍欄,與周圍的19戶牧民建立了合作社,開啟 “共享時代”。阿迪亞說:“共享草原面積擴大,牧民可以更加合理利用,草好的地方放羊,沙地養牛。還在一年四季中對草場進行分區保護,達到輪牧、休牧的目的。這幾年下來,眼見著以前瀕臨滅絕的草種又長了出來,草質量好了,也不像之前那般稀疏,牛羊也都更加肥壯了。”
除了打好草畜平衡保衛戰,錫林郭勒盟也在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畜種畜群結構,2015年起實施“減羊增牛”戰略。
2018年,剛從澳大利亞進口100頭安格斯牛的牧民吳廣正式從“羊倌”過渡為“牛倌”。“牛對草場的破壞性小,牛肉價格相對穩定,養牛還給補貼,通過科學育肥,收入更高。”吳廣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草原是畜牧業發展的基礎,發展現代畜牧業一項緊迫任務,就是要保護和建設好這片大草原。在改革的進程中,有探索、有嘗試也有經驗教訓,科技化、品牌化、綠色化在錫林郭勒盟不再是概念,當地牧民正在踐行和實現著。
李瑞的三個女兒如今繼承父業,把好草育出的好羊銷售到了全國各地,二女兒李鳳敏說:“錫林郭勒草原就是我們最好的品牌,我們熱愛養育了我們的草原,生活在這里的每一個人都會竭盡全力守衛這片藍天綠地,創造幸福生活。”(責任編輯: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