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文化理論研究（一）
內蒙古自治區的文化理論研究包括文化人類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文化學方法論研究的內容。20世紀文化學基礎理論研究涉及了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民族文化交流、草原文化研究等內容，文化學方法論研究涉及了蒙古族文化方法論、游牧文明方法論、田野調查、“蒙古學百科全書”與研究、文化學其他方法論研究等內容。20世紀50年代是文化理論研究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文化理論研究的文章很少。20世紀60年代是文化理論研究的成長階段。20世紀70年代是文化理論研究較緩慢的時期。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是文化理論研究的發展時期，出現了文化理論研究的許多論文和專著。21世紀頭5年是文化理論研究的繁榮時期，全區的文化理論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文化學基礎理論研究
1.蒙古族文化研究
關于蒙古族文化研究代表性的專著、論文及其觀點有：
林幹、崔瑞堂、馬大正、丁學蕓、薄音湖的《內蒙古歷史與文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結合內蒙古實際，突出內蒙古的特色，主要內容為近年來國內外存在的帶有政治傾向性的重大學術問題及如何正確闡明和處理北方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系；研究古代中國的北部邊疆問題，用以強化鞏固邊疆和建設邊疆的意識；反映內蒙古歷史上光輝燦爛的物質文化；評價蒙古族中的杰出歷史人物等。
烏云巴圖、葛根高娃的《蒙古族傳統文化論》（遠方出版社，2001年出版），從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淵源、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要素、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流變與分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世紀蒙古族文化的特征、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的文化內涵、中世紀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形態、藏傳佛教傳人蒙古社會的歷史文化分析、蒙古《格斯爾》藝術形象的文化類型、清代蒙古族的文化特征、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生態功能、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生態特征等方面探討論述了蒙古族傳統文化。
文化的《衛拉特西蒙古文化變遷》（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從斡亦剌惕早期文化，歷史上的衛拉特蒙古居住牧地變遷，歷史上的衛拉特蒙古文化變遷，青海海西蒙古人文化變遷的田野考察、文化變遷的個案研究，跨居國外的衛拉特蒙古文化變遷等方面，探討了衛拉特西蒙古的文化變遷。
呼日勒沙主編的《科爾沁民俗文化研究》（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從科爾沁民俗文化研究、科爾沁民俗之文化特征、狩獵民俗文化、牧業民俗文化、農業民俗文化、服飾民俗文化、居住民俗文化、家庭民俗文化、村落民俗文化、歲時民俗文化、婚俗文化、薩滿習俗文化、佛教民俗文化、信仰民俗文化、節日民俗文化、娛樂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討論述了蒙古科爾沁部民俗文化。
寶·胡格吉勒圖編著的《蒙元文化》（遠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從文化淵源、祭祀文化、象征文化、蒙古包文化、恭敬問安禮節、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娛樂游戲等方面介紹論述了蒙元文化。
呼日勒沙的《蒙古神話傳說的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從英雄神話研究，圖騰、民族、歷史神話研究，薩滿、翁固特崇拜神話研究，地方神話研究四個方面，作了蒙古族神話傳說的文化研究。
嘎爾迪的《蒙古文化專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從蒙古高原上早期人類文化與蒙古文化、早期蒙古文化的幾大特點、蒙漢文化交流、蒙古族與藏族的文化關系四個方面，作了蒙古文化專題研究。
杭愛的《（蒙古秘史）跨學科文化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從《蒙古秘史》某些內容的文化闡釋、日本《蒙古秘史》研究概況等兩大方面研究了《蒙古秘史》的文化內涵。
葛根高娃、烏云巴圖的《蒙古民族的生態文化》（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從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理解及其界定、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質層面解讀、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精神層面解讀、蒙古族生態文化的制度層面解讀、蒙古族生態文化在當代的實踐五個方面入手，分析和探討了蒙古民族的生態文化。
葛根高娃的《蒙古族古代文化淵源和產生的歷史環境》（《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認為，蒙古族文化經歷了長期的發展歷史，在蒙古高原這個古老而廣袤的土地上萌芽、成長、繁衍、承傳，世世代代哺育了蒙古族人民。該文從蒙古族古代文明的源頭、蒙古族古代文化的地理環境、蒙古族的早期宗教、古代蒙古族階級國家的建立四個方面，探討了蒙古族古代文化淵源和產生的歷史環境。
巴雅爾的《四川蒙古族的文化及其現狀》（《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從1949年前的社會制度、日常生活習俗、婚俗、祭祀禮節、歷史遺物、宗教六個方面，探討了四川蒙古族的歷史文化及其現狀。
葛根高娃、烏云巴圖的《試論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要素》（《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從宗教、哲學、文學、政治思想等方面，論述了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各要素相互之間的關系及其在整個蒙古族傳統文化系統中所占的地位。
葛根高娃的《試論蒙古族古代文化中的價值系統》（《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認為，對于蒙古族文化來說，雖然可以從各個方面進行考察，但從價值系統入手，可以更清楚地發現它的特點。由于價值系統往往是文化的具體形態的表現，如典章制度、宗教倫理、風俗習慣、婚姻禮儀、服飾舉止等等，不帶有價值判斷和價值觀念，表現出特定的價值取向，所以這些文化內涵反映著一個民族文化的心理結構和心理特征，是該民族的文化長期發展積淀的結果。
葛根高娃的《試論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認為，清代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發展的一個特殊時期，這一時期的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該文從當時蒙古社會文化生活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較大變化入手，就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問題作了論述。
葛根高娃的《繼承與發展中世紀的蒙古族文化》（《內蒙古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從英雄崇拜、原始薩滿教、游牧封建制階段、千戶制、蒙古族英雄史詩五個方面概括論述了繼承與發展中世紀蒙古族文化的必要性。
葛根高娃、烏云巴圖的《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流變與分期》（《內蒙古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從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孕育雛形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成熟繁榮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衰敗轉型期等三個方面分析和探討了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流變與分期。
武國驥的《近代蒙古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內蒙古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從向西方民族尋求真理、蒙漢哲學思想交流、蒙藏哲學思想交流三個方面，探討了近代蒙古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作者認為，近代蒙古族哲學世界觀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時間短暫，社會變化急劇，但在與中外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哲學思想接觸、交流的過程中，情況錯綜復雜，需要具體分析和鑒別，絕大多數哲學家能夠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和哲學思想，從而豐富了自己的哲學思想。
雙山、阿斯干的《蒙古族文化的發展趨勢》（《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95年第3期）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為保障民族的生存和興盛就不能放棄自己的母語。現代化促進了城市化進程，但是蒙古族城市文化的發展很慢，如果不構建城市文化，蒙古族文化將來就會落后于世界的新文明。
肖瑞玲的《匈奴文化與中原文化價值觀之比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認為，中原文化建立于農耕經濟基礎之上，比較注重以倫理道德為價值尺度的道德價值觀、以現實利益為價值取向的功利價值觀。該文從長幼人倫、婚姻家庭、義利關系等方面，比較匈奴文化與中原文化價值觀之不同，揭示其形成的不同社會、經濟、歷史根源，探究其各自的精華及現實意義。
巴達拉胡等的《蒙古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眾人談》（《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96年第2期）認為，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出路是實現現代化，但在我國自身都有獨特文化傳承的各民族怎樣發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這是整個文化學科領域里的一個研究課題。
包·賽吉拉夫的《“蒙古時代”蒙古文化的繁榮發展及其原因分析》（《蒙古學研究》1997年第1、2期）認為，成吉思汗的蒙古遠征開辟了一個時代，深刻影響了當時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從文化領域的積極作用看，它一方面加強了當時世界文化的交流，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另一個方面也使蒙古族自身文化得到了不斷的繁榮和發展。
烏云巴圖、葛根高娃的《論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內蒙古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認為，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以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務實精神、開拓精神這四種形式表現出來的。這四種精神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發展演進的思想基礎，是其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動力，是指導其不斷前進發展的基本思想。
哈斯額爾敦的《關于回鶻式蒙古文獻研究概況》（《蒙古學研究》1998年第1期），從碑銘文研究、文獻研究、交往書籍研究、印章牌子研究四個方面，論述了關于回鶻式蒙古文文獻的研究概況。
滿都夫的《人類學本體論與蒙古族文化藝術源流》（《文藝研究》1998年第1期），從游牧生活與游牧文化藝術、薩滿教與蒙古古代文化源流、人與自然的統一性本質三個方面探討了人類學本質論與蒙古族文化藝術源流。
吉·齊琴的《歷史珍藏書籍的蒙古文化》（《金鑰匙》1998年第1期）認為，蒙古人珍藏書籍的淵源是從家庭藏書之習慣中承傳下來的。
歐軍的《論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多元性》（《內蒙古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認為，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在急劇的民族變遷和社會變革中自強不息，得以存在與發展，是因為蒙古民族從不排斥任何有益的外來文化，繼承并發展了豐富多彩、光輝燦爛的游牧文化。該文就蒙古族傳統文化中的多元成分，即蒙古民族對異族文化的吸收與融匯作了深刻的探究。
《蒙古“巫都”文化——紅山文化的民族屬性》（《內蒙古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認為，把蒙古薩滿教文化以前的母系時代的文化可以稱為巫都文化。蒙古巫都宗教的內容和形式在紅山文化里得到了實際體現的同時，也反映了它的蒙古文化的民族屬性。
呼日勒沙的《科爾沁民俗文化特點》（《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認為，科爾沁民俗文化概括起來有復合型特征、多元型特征、開放變遷型特征和英雄悲觀型特征。
白初一的《淺論科爾沁傳統文化》（《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從語言與文字、游牧文化承傳下來的技術、薩滿教三個方面探討了蒙古科爾沁傳統文化。作者認為，科爾沁人珍惜本民族語言文字的特殊感情，成為科爾沁傳統文化發展繁榮的思想基礎。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科爾沁蒙古族到現在還保留著馴養馬、狗、鷹方面的技術。薩滿教是北方游牧社會的傳統宗教，至今在科爾沁草原仍能看到薩滿教的遺存。
明月的《論蒙古族民俗及其在當代的變遷》（《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認為，蒙古族民俗有其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和自然根源，社會經濟發展對蒙古族習俗產生著越來越大的沖擊，使其處于不可避免的變遷之中。其變遷的根本原因是游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結合，從而促進了蒙古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特別是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對蒙古族傳統民俗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響，使當代蒙古族民俗的變遷呈現出燦爛動人的狀況。
雙福的《（蒙古秘史）與雅利安文化之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認為，蒙古文化上古時期跟雅利安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作為蒙古文化的經典之作《蒙古秘史》，不僅受到了印度語言和文化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了雅典文化的影響。
陳燁的《蒙古族文化的生態學思考》（《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八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對草原生態和蒙古族文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文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草原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發展與人們所持的文化有著內在關系，民族文化的發展應以尊重草原生態環境為前提。
阿爾丁夫的《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問題之我見》（《黨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認為，古代蒙古人為何以日落之“西方”代表光明與善良，而日出之“東方”卻代表黑暗與罪惡呢？從北方民族空間方位觀念的發生、發展和演變來看，上述觀念當形成于平面四方觀念，即以東向者的體位確定四方觀念的時期。其中的“東方”指的不是日出方向，而是左方即北方；“西方”指的也不是日落方向，而是右方即南方。因此，讓“西方”（南方）代表光明與善良，而“東方”（北方）代表黑暗與罪惡。
圖·烏力吉的《對蒙古游牧文化的闡述》（《蒙古學研究》2002年第3期），從蒙古社會的發展史、經濟學、游牧文化等角度審視了《蒙古商業研究》一書，分析了蒙古人經商之道，提出了體現蒙古人商業思維的概念、范疇和系統，以及蒙古人的商業意識和商業發展趨勢等。
葛根高娃、烏云巴圖的《生態倫理學理論視野中的蒙古族生態文化》（《內蒙古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認為，生態倫理學的核心思想是敬畏生命、和諧共存。在這一框架內，生態倫理學的核心思想體現于薩滿教曲折隱晦的表達中，體現于民間文學情感化的表達中。
葛根高娃、薄音湖的《論當代生態科學理論視野中的蒙古族傳統游牧文化》（《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認為，從物質層面看，蒙古族傳統游牧文化成功地解決了草畜平衡、草場保護、草原生態系統內的能量節約與持續循環等重大問題；從精神層面看，蒙古族傳統游牧文化成功地實現了生態化的生命觀、自然觀及與自然相處的和諧觀；從制度層面看，蒙古族傳統游牧文化成功地完成了社會秩序化與整合過程。
聶曉靈的《試論蒙古族政治文化的形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從民族政治文化的含義、決定蒙古族文化的因素、“黃金家族”統治思想的形成三個方面論述了蒙古族政治文化的形成，這對蒙古族社會歷史和民族文明的進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圖門其其格、包紅霞的《現代化進程中的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某些問題》（《蒙古學研究》2003年第4期）認為，蒙古族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影響出現了回復和變異的現象，從文化變革的角度看這是個很普通的現象。保存好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拋棄它的落后之處，結合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是應該的。
阿云嘎的《民族文化——民族藝術的靈魂》（《金鑰匙》2004年第1期）認為，首先要學習本民族的文化，還要深刻理解民族文化決定民族文藝之內容和形式時起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藝術之靈魂究竟是什么的問題。
呼日勒沙的《〈蒙古族傳說的文化研究〉序》（《蒙古語言文學》2004年第3期）認為，蒙古族傳說的文化研究是隨著國際學術趨勢和人類學的發展而產生的。因為民間文學研究是世界性的學科，所以基本概念、名詞術語等方面應該跟國際學科統一起來。
陳·巴特爾的《試論蒙古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變遷及其特點》（《內蒙古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認為，游牧文化是蒙古民族的傳統文化，完善于13世紀初。該文從蒙古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期、蒙古民族文化的鼎盛時期、蒙古民族文化的低落轉型期、蒙古民族的覺醒與蒙古民族文化的現代時期四個方面，論述了蒙古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變遷及其特點。
賀·寶音巴圖的《論〈古代蒙古人文化思想〉》（《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從關于蒙古薩滿教的新觀點、關于騰格里（天）之新觀念等幾個方面，評論了圖·烏力吉撰寫的《古代蒙古人文化思想》一書。
烏力吉的《論蒙古族傳統文化的當代適應》（《內蒙古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一文認為，蒙古族傳統文化必須適應全球化潮流，必須適應市場經濟，必須適應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適應西部開發。
阿民布和的《傳統文化、現代選擇、未來事業》（《內蒙古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認為，利用地方自然景觀，加大投資力度建設旅游景觀區，搞活傳統的獨特文化性質的旅游業是發展地方旅游業之有效措施。
博·照日格圖、呼日勒沙的《論科爾沁民俗文化特征》（《內蒙古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認為，科爾沁文化是蒙古族獨特的地域文化之一，它是以游牧為主和狩獵為輔的草原文化逐漸轉變為畜牧與農耕復合型的文化。它是在蒙古諸多氏族部落之間相互融合中形成發展的，具有多元性特征。它在積極吸收、融合異文化精華，更新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進程中，具有開放型特征。科爾沁人們不但有英雄的性格，還具有憂患性格，英雄憂患型特征是科爾沁文化深層復雜的心理特征。
2.游牧文化研究
關于游牧文化研究代表性的專著、論文及其主要觀點有：
蔡志純、洪用斌、王龍耿的《蒙古族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認為，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并且在書中引用翔實的資料，分17個專題，介紹了蒙古族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探索了民族文化中縱向與橫向發展的軌跡。
王大方的《草原訪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從草原文化、訪古散記、文物與考古、人物春秋、文史漫筆、海外見聞等方面探討了古代草原文化的史實。
安柯欽夫等主編的《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文化》（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書，從北方少數民族的文物與遺址、科學與技術、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節日與文體活動、衣食住行、婚戀和喪葬、文學、藝術、工藝美術等方面探討論述了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文化。
扎格爾、巴雅爾、巴特爾等著的《蒙古游牧文化溯源》（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從歷史、畜牧、農耕、商貿、城鎮、歲月、宗教、文化、娛樂等方面論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源流。
劉鐘齡、額爾敦布和主編的《游牧文明與生態文明》（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從草原環境與生態保護、游牧變遷與社會制度、游牧文明與城市、游牧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面探討了游牧文明與生態文明的內涵。
孛爾只斤·吉爾格勒的《游牧文明史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人類學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和探討了國內外游牧文明的理論和研究方法，首次界定了游牧文明的概念和定義。對游牧文明的起源、動力、構型、特征、結構、傳統、基本精神和價值體系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徐炳勛主編的《美洲印第安人與中國北方民族文化對比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從語言、生活、習俗、藝術、宗教、哲學、心理、文化、體質、遺傳、生態、生產、自然、環境、人類起源等不同角度地對比研究了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與中國北方民族的文化。
敖仁其的《制度變遷與游牧文明》（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從牧區經濟與產權制度變遷、草原生態與牧區經濟結構、游牧文明與生態文明、中蒙草原畜牧業比較研究四個方面探討了制度變遷與游牧文明。
葛根高娃的《談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研究的一點看法》（《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提出，首先應該進行少數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其內部不同的結構。只有了解掌握少數民族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研究好少數民族文化。
納日碧力戈的《民族社會的文化生態》（《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態，其有機構成包括精神和物質文化，民族語言則表現為這種文化生態的平衡媒介。文化生態是一種各個要素在其中互動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表現在人們表象中的意念模式。
脫脫的《獨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蒙古學信息》1993年第1期）認為，《游牧文化》一書以充分的論據提出游牧文化體系的創建是蒙古民族適應自然、改造自然、追求文明、追求進步的表現，與其他區域的文化相比，游牧文化有其獨到的優越性，也有其落后性，但它維系了一個民族的生存，顯現了一個民族的活力。
額爾敦布和的《簡論游牧文化的某些特點》（《蒙古學研究》2000年第3期）認為，游牧文化雖然有許多優勢，但它未來發展的方向必須要與其他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探索出新的發展路子。
扎格爾的《游牧文化的傳統與生態保護》（《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認為，游牧傳統按照它的承傳與創新的規律一直發展到今天，其中優良的部分對社會歷史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
桑普勒諾日布的《游牧文化——自然保護的群眾性宣傳》（《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認為，游牧文化對保護自然方面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游牧文化民俗的深層次里包含著許多保護自然、愛護自然的有效措施。
亓·巴特爾的《蒙古游牧文化與對話意識》（《蒙古語言文學》2003年第5期）從文化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欽達木尼的學術論文以及他曾提出地對話意識。
孛爾只斤·吉爾格勒的《關于游牧文化與現代化共生互動之現象》（《蒙古學研究》2003年第2期）認為，現代化是游牧文化本身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要求。游牧文化與現代化是一個整體，它們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
楊·巴雅爾、王靜安的《從滇、川蒙古族文化現狀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認為，傳統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因而傳承與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必須以發展經濟為基礎，以民族平等與團結為保證，以不斷提高民族文化教育素質為動力。并從歷史沿革、對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對少數民族文化承傳與發展的思考三個方面，探討了滇、川蒙古族的文化現狀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齊秀華的《關于現代化進程中如何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提出，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大環境中，人們一方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繼承和保護傳統文化，另一個方面也要隨著時代的進步，創新和發展民族自身的傳統文化。
額爾敦的《游牧生態文化的和諧內涵及其意義》（《內蒙古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認為，和諧內涵是游牧生態文化的精髓和本質，也是蒙古族文化哲學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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