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白求恩為何斷言這所窯洞大學是世界最獨特的存在？
1938年8月2日，一篇來自萬里之遙的中國的報告文學發(fā)表在加拿大著名的《號角日報》上，文章題為University in Caves Training Ground For China's Liberators，中譯《窯洞里的大學：中國解放者的培訓基地》，作者是Henry Norman Bethune，即我們熟悉的亨利·諾爾曼·白求恩。
1938年8月2日，加拿大《號角日報》刊登白求恩的報告文學
1938年4月1日至5月2日，援華醫(yī)療隊醫(yī)生、加拿大共產(chǎn)黨員白求恩在延安工作了一個月，對延安的醫(yī)療衛(wèi)生和社會生活等多方面進行了考察。他在日記中寫道：“這里有一個大學，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成千上萬的學生。”同樣，這所大學也吸引了白求恩的目光。他以政治家的敏銳洞察力、哲學家的嚴謹思辨力、宣傳家的熱烈鼓動力和文學家的生動筆力，向世界全面報道了中國延安“窯洞里的大學”。
“世界上最獨特的大學”
“這是必須被稱為一個關于世界上最獨特的大學的故事”。文章用這樣一句話起筆，點明主題，充滿懸念。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大學？白求恩描述：離鐵路線225英里，校園是一座古廟的院子，教室設在寺廟里、空地上和山上的窯洞里，注冊學生3500人，學制6個半月，畢業(yè)后回到原來的地方。
在白求恩的筆下，這所“窯洞里的大學”實在算不上正規(guī)，條件簡陋，生源龐雜，學制極短。然而，為什么堪稱“世界上”，而且是“必須被稱為”呢？他用了一個帶著感情色彩的詞“must”！
作為國際知名的醫(yī)學專家，白求恩有資格這樣說。他畢業(yè)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yī)學院，在麥吉爾大學實習并從事醫(yī)學研究、教學，他是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協(xié)會會員、美國胸外科協(xié)會理事、北美著名胸外科專家，還是多種外科手術器械的發(fā)明者。
白求恩在報道中列出自己到訪過的眾多大學：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達爾豪西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學院、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格拉斯哥大學。他還補充道：“我也曾去過巴黎、馬德里和維也納的大學。”這些大學，足以讓世界上成千上萬的學子向往，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與它們相比，延安窯洞里的大學為什么不僅可以在白求恩筆下躋身于世界，而且還是“最獨特的”呢？白求恩以外科手術般的精準和決斷，毫不留情地剖析了那些世界名校的“病灶”：
校園和課程——“同一種模式”“大同小異”“有著同樣的仿古哥特式建筑或羅馬式建筑，……講授著同樣的課程。遠離生活，脫離現(xiàn)實，不關世事。當他們腳下的土地在戰(zhàn)火中顫抖的時候，他們的目光仍然盯著過去”。
學習和目標——“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大洲，那些大學里的學生彼此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在學校里學習的是一代代積累下來的知識，都是關于過去的知識。”“他們有了這些知識，走進社會來提高自己的經(jīng)濟地位。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學生畢業(yè)時，致力于提高比自己更不幸的人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以此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知識和現(xiàn)實——他們投入了現(xiàn)實的世界，卻不了解這個世界。“在經(jīng)過自己的實踐檢驗后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所學的多數(shù)知識，在現(xiàn)實世界一些事件面前不是毫無用處，就是誤人子弟。”
不論是作為走遍世界的名醫(yī)還是轉(zhuǎn)戰(zhàn)沙場的戰(zhàn)士，白求恩無疑具有國際化的視野。面對“窯洞里的大學”，他卻聲稱：“我從未見過一所這樣的大學。”
他由衷地贊同這所大學對于課程采取的積極而審慎的態(tài)度：“每一門教授的課程，每一種新知識只有經(jīng)過檢驗、證明和評論，才能作為真理而接受下來。”
他敏銳地發(fā)掘這所大學對于知識提出的三個發(fā)問：“它現(xiàn)在正確嗎？在中國是否是正確的呢？對于中國的現(xiàn)實來說是否是正確的呢？”回答是：“我們來判斷某一個理論有多大的用處—不是看它在幾千年之前如何有用，而是看它對于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有用。”“‘過去’只是用來說明現(xiàn)在和預見未來。”
他深刻地揭示出這所大學“最獨特的”地方在于“是為了研究一種被稱作生活的東西，它不斷變化、具有活力并且在過程中形成；這所大學還傳授讓人們掌控和支配自己生活的技術，以推動人類的進步”。
讀到這里，我們自然而然地聯(lián)想到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病榻上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那幅自畫像，聯(lián)想到延安窯洞大學的教育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講授的《辯證法唯物論》和“理論聯(lián)系實際”“少而精”“啟發(fā)式、研究式”的教學方法，聯(lián)想到毛澤東當時正在竭力倡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學風。
“這所學校名叫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白求恩在對比了窯洞大學與世界名校的根本區(qū)別之后，向世人揭曉了它的真實校名：“這所學校名叫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全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白求恩為什么會對這所大學情有獨鐘呢？
白求恩在多倫多大學醫(yī)學院學習期間，曾從校園走上戰(zhàn)場，又從戰(zhàn)場回到校園，他對于如何實現(xiàn)學生與戰(zhàn)士、戰(zhàn)士與學生的身份轉(zhuǎn)換有著親身體驗。他曾先后在陸軍、海軍、空軍服役，還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國際縱隊，對于一支軍隊需要什么樣的成員、如何戰(zhàn)勝敵人有著深度思考。他更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國際主義戰(zhàn)士，對于一個政黨如何引導青年樹立為人類幸福而奮斗的信仰，有著滿腔熱忱。基于上述身份，白求恩對抗大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他不止一次走進抗大，聽過毛澤東的演講，也發(fā)表過關于馬德里保衛(wèi)戰(zhàn)的演說。
1938年4月，白求恩拍攝的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話
加美援華醫(yī)療隊護士瓊·尤恩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白求恩：“加拿大共產(chǎn)黨的證書為他打開了這個國度中所有的大門。人們到處找他，稱他為敬愛的老師，而他自認為和抗大其他學員一樣，至少他自己是這么說的。”“一天下午，白求恩大夫去了抗大，給學生作了長時間的演講，又花了更多的時間解答問題。”
白求恩身穿八路軍軍裝、腰扎武裝帶，走上露天課堂，走入窯洞宿舍，耳聽、眼觀、口問、手記，加上心中的思考，深入考察并披露了抗大的全貌。
白求恩追溯了抗大的發(fā)展歷程：她的前身是紅軍大學，8年前成立于中國蘇維埃地區(qū)，經(jīng)歷了種種困難最終生存下來，甚至在長征期間也沒有解散。“這次艱苦的長征行程二萬五千里，遠遠勝過了歷史上的漢尼拔、亞歷山大和拿破侖所率領的遠征。紅軍戰(zhàn)士們都是一面戰(zhàn)斗，一面學習的。”
白求恩讀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并將此作為“一定要去中國”的原因。與斯諾筆下1936年陜北保安縣的紅軍大學不同，抗大已經(jīng)遷址延安并更名，進入了從土地革命戰(zhàn)爭轉(zhuǎn)為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的新歷史時期。白求恩以更廣闊的視角、更豐富的內(nèi)容、更新鮮的面貌，將這個大學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
辦學規(guī)模——從前“學校里的班級數(shù)目約有500個，而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近1000個班級了”，學員從每期一兩千名達到第四期高峰時的5562名，共8個大隊。
生源變化——“從前，學校里的學生都來自紅軍隊伍，而現(xiàn)在學生來自中國的各個省份、各個階層。甚至有一些國民黨的將領也到這里學習。”
培養(yǎng)目標——“經(jīng)過不斷的知識積累和共產(chǎn)黨10年成功的軍事經(jīng)驗總結，學生們都形成了一致的觀點：我們一定能打敗侵略者”。“學生們還知道僅僅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的，如果戰(zhàn)爭結束后，人民的社會生活水平經(jīng)濟水平還跟幾個世紀以來一樣沒有什么變化，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勝利。”抗大的教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引導青年學生將抗日救亡的初衷升華為共產(chǎn)主義理想。正如校歌中所唱的，“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青年學生黨員從4月的530名發(fā)展到12月畢業(yè)時的3304名。
課程設置——基本課程為軍事和政治。白求恩指出：“二者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區(qū)分。軍事策略通常都是與政治思想相聯(lián)系的。”軍事課程有“游擊戰(zhàn)、夜戰(zhàn)、游擊隊軍事組織和近距離搏擊戰(zhàn)”“戰(zhàn)略戰(zhàn)術、軍事地形學、反坦克和反空襲、戰(zhàn)壕修建等”。政治課程“主要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和社會科學、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如何組織行業(yè)工會，如何組織農(nóng)民，如何組織學生。而且他們還要花大量的時間學習如何才能使統(tǒng)一戰(zhàn)線最牢固，如何才能使之擴大”。
校園氛圍——白求恩贊賞學校里洋溢著青春的活力。他看到“在大學的教室外面還有墻報，內(nèi)容有繪畫、詩歌、雜文和評論”，欣然接過畫筆，描繪著大幅宣傳畫。他傾聽這里的多種聲音：操場上籃球隊員的叫喊聲，閱兵場上的喊殺聲，不斷的笑聲，教室里、會場上傳來的歌聲。他贊美：“歌聲嘹亮、激昂、自由，比晴空下的陽光還要熱烈。”
1938年4月，白求恩在延安街頭畫壁畫
物質(zhì)生活——白求恩欽佩學生對待艱苦生活的態(tài)度：“天天午餐和晚餐兩頓吃小米飯和蘿卜又怎樣？大家一個月拿1元錢的津貼、10個人一起擠在硬炕上又怎樣？每天6點鐘起床，學習一整天，只有周六才能去探親訪友，但又能怎樣？”“這里的學生們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上這個大學不是來玩樂的，他們有工作要做，他們要同敵人戰(zhàn)斗，他們要救國。在這里，他們的生活有了目標，是前所未有的偉大目標。”
校舍駐地——白求恩在窯洞里用打字機描述著抗大，目光越過城中的屋頂，望向?qū)γ嫔缴吓c世隔絕的廟宇，沉思著：“對成千上萬的學生來說，延安就是他們理想中的圣地麥加。對幾百萬受壓迫的農(nóng)民和工人來說，延安代表著新生活的希望。”“延安是未來中國的縮影，年輕而熱切，勇敢而活潑。”
“他們就是中國的希望”
白求恩關注延安，關注抗大，更關注抗大里的人。“這里的學生臉上都是幸福和快樂，他們就是中國的希望。”在他的筆下，學生是學校的主角，盡管他沒有記下大多數(shù)人的名字。本文選取幾位典型人物，嘗試揭曉其中的故事。
白求恩作了統(tǒng)計：“在大學招收的學生里，1/6來自八路軍，他們都是軍官，在戰(zhàn)斗中負過傷，有的多次負傷。……這些軍官大部分出身于農(nóng)民家庭，有的受過很少的正規(guī)教育，有的沒有受過教育。在這里，他們要學習那些以前時間沒有學過的內(nèi)容。”
1938年4月間，紅軍團長黃新廷和一批于紅軍改編八路軍之際調(diào)入抗大三期學習的干部，畢業(yè)開赴前線。黃新廷接替獨臂團長賀炳炎擔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則和一批經(jīng)歷過與日軍血戰(zhàn)的八路軍團長調(diào)入抗大四期學習。漁販出身的黃新廷和鐵匠出身的賀炳炎，先后在延安抗大和抗日戰(zhàn)場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的軍政教育。
白求恩（右二站立者）在抗日軍政大學集會上
引起白求恩更大興趣的是，“這里不僅有八路軍的軍官，還有國民黨中央集團軍的軍官”。他們想知道“八路軍是怎樣教育他們戰(zhàn)士保持良好的軍紀，如何得到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的”，以及其他許多“秘籍”。
衛(wèi)立煌，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兼前敵總指揮，曾與八路軍共同抗擊日軍。4月17日，他借道延安，拜訪了毛澤東并愉快交談。次日，參觀抗大的學習、訓練和生活，他表示：“中國各地都像抗大這樣，還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嗎？”告別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他遇到一群前往延安的學生，學生們四散而逃。衛(wèi)立煌急忙說明：“不要怕！我們從延安來，是共產(chǎn)黨、毛澤東的朋友。”驚魂未定的學生告訴他：“國民黨軍攔截、抓捕去延安的學生，你們不會抓人吧？”這尷尬的一幕，強烈震撼著衛(wèi)立煌一行人。西安與延安，逃離與奔赴，在青年學生心中如此鮮明。
何基灃，第二十九軍副旅長，1933年在長城喜峰口組織大刀隊夜襲日軍陣地，1937年7月7日在盧溝橋率部奮起抗擊日軍進攻，是著名的抗日英雄。1937年11月，何基灃感憤“不能打回北平過元旦，無顏以對燕趙父老”，拔槍自盡時被衛(wèi)兵攔阻，子彈射偏而沒有致命。養(yǎng)傷期間，他苦思救國之路，后經(jīng)周恩來介紹于1938年1月秘密來到延安。他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交談，參觀抗大，研究抗大。他像白求恩所說，開始知道“為什么紅軍總能奮斗到底并取得最后的勝利”，“知道紅軍制勝的法寶就是游擊戰(zhàn)爭，組織農(nóng)民”，“知道什么是這些嚴肅認真、意志堅定和被稱作‘中國的希望與救星’的人們的最終目標”。5月，何基灃告別延安，回到新組建的集團軍，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看到眾多的事例，白求恩得出結論：“在歷史上沒有另外一支軍隊能面對不同的敵人，連續(xù)10年取得勝利。這樣的軍隊不僅能得到朋友的尊重，也贏得了對手的尊重。而現(xiàn)在八路軍也在向以前地對手介紹他們是如何一次次取得勝利的。”
白求恩統(tǒng)計：“學校里5/6的學生是從其他學校和大學里來的。”“1/7的學生是女生。大部分女生來自富裕的家庭。”
他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位師長的兒子、女兒、兒媳都是這里的學生。他們要和同學們一樣地吃苦，還要挖自己住的窯洞。”“他的女兒現(xiàn)在已經(jīng)畢業(yè)了，在父親率領的部隊中從事政治工作。他的兒子是上一期畢業(yè)的，父親在西北軍中為他安排了一個高級軍官的職位，但他選擇留在八路軍。他們幾個人的經(jīng)歷讓家里的親戚們感到非常好奇，因此他們大批來這里看個究竟。其中4個人留下來，也成了抗大的學生。”
西北軍將領、十七師師長趙壽山，1937年初把女兒趙銘錦、兒子趙元介、兒媳羅少蘭送到延安抗大第二期學習，1938年1月又把侄女、侄子、外甥女連同十七師一批軍官送入抗大第四期學習。蔣介石在武漢當面責問趙壽山：你的孩子怎么跑到延安上學？他坦然回答：“全國青年都像潮水一樣流向延安，他們也是跟著這股潮流走。”蔣介石責令趙壽山“一定要把孩子叫回來！”為了保護趙壽山，周恩來告知延安抗大，把他的女兒、兒子、兒媳送回西安。同在抗大四期學習的，還有張學良將軍的弟弟張學思、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等。
白求恩對于抗大的女生不吝贊譽：“大多漂亮聰穎，她們也要和戰(zhàn)士一樣接受軍事訓練。”“她們不但要有組織能力，還要有軍事能力。如果在美國、加拿大，她們這般年紀的女孩子還在滿腦子想著約會、跳舞、看電影。”
提到電影，白求恩寫道：“這里有一個學生是上海來的女電影演員，她和她的母親都在大學里學習。幾個月前，她還是萬眾矚目的焦點，享受著奢華的生活。……而現(xiàn)在，她和其他學生一樣，吃小米飯和蘿卜，住窯洞，跟8個女生一起睡一個硬炕上。這里沒有了口紅、胭脂和香水。”“她同大家一樣每月領1元錢的津貼買肥皂和牙膏。她現(xiàn)在快樂嗎？當然，她像只歡蹦亂跳的松鼠一樣快樂。”“她從抗大畢業(yè)后，會繼續(xù)到這里的藝術學院學習。”
這位來自上海灘的女生就是17歲的孫維世，她和47歲的媽媽任銳于1938年2月來到延安，一起進入抗大學習。她們是母女，也是同學，更是同志，大家親切地稱任銳“媽媽同志”。
白求恩在抗大不滿足于聽介紹，還走進窯洞與學員交談。他向一位來自河南的女生提問：“為什么來這所大學？”女生回答，這是唯一一所教大家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學，她喜歡這所大學。白求恩又問：“為什么？”女生回答：“在這里，我從實踐中學習，而不僅僅是從書本上學。在我以前的那個學校里學的都是關于過去的知識，而現(xiàn)在我們學習眼前的實際知識。”這個回答，正是白求恩在將世界名校與窯洞大學進行對比時得出的結論。很顯然，他的結論不是個人的主觀臆斷，而是抗大學子的共同心聲。
白求恩還用不小的篇幅介紹了身邊的翻譯：“邁克爾是我的翻譯，他也是這所大學的畢業(yè)生，并準備繼續(xù)深造。”這個有著英文名字的小伙子，中文名叫黎雪，原本是湖北洪湖的一個孤兒，紅軍里的一名小通信員，身負重傷后被疏散到武漢。1932年，新西蘭籍進步人士路易·艾黎在孤兒院里看到這個來自洪湖蘇區(qū)的孩子面臨被殺害的危險，將其解救出來，帶回上海，收為義子，供他讀書。1937年上海淪陷后，路易·艾黎的兩位養(yǎng)子——阿蘭、邁克爾經(jīng)宋慶齡介紹來到延安。
白求恩寫道：“他住在上海時還是一名童子軍，親眼見過日軍的胡作非為。”“目睹這一切，使他堅定了決心，他要為祖國而戰(zhàn)。因此他來到延安學習，想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報效祖國，他先到了陜北公學，后來又到抗大學習。”
白求恩向毛澤東報到時就是由邁克爾擔任翻譯。白求恩得知他現(xiàn)在的理想是“成為一名飛行員”，但八路軍沒有飛行員的訓練學校，邁克爾必須要等一段時間，“對于一個18歲的小伙子來說，等待是很煎熬的”，“他們知道未來充滿了艱難與險阻，但心中閃耀著對未來新中國的信念之光，驅(qū)散了個人前途中的陰影。為了拯救中國，他們甘愿獻出寶貴的生命”。
“他們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勁敵，日本最終將敗在他們的腳下。”白求恩用一句預言作為“窯洞里的大學”這篇報告文學的結束語。7年后，預言成為現(xiàn)實。
（作者：李迎選）
版權所有：中共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技術支持: 內(nèi)蒙古傳星科技有限公司
當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