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關注抗戰時期的戰地軍政關系
近年來，隨著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持續深入，“戰時軍隊”逐漸成為研究者重點考察地對象。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單辟一卷專論戰時國民黨部隊和中共武裝，涉及戰時軍隊的組織架構、官兵人事、武器裝備、軍需后勤、政工黨務等基本問題，可以視作對這個熱點的積極引領。不過，限于篇幅和研究者的視野，關于戰時軍隊的另外一些重要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抗戰時期的戰地軍政關系便是需要關注的問題之一。
所謂戰地軍政關系，專指交戰地域駐軍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不包括國共兩黨中央一級的軍政關系。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各戰區、集團軍、軍（師）與所在的省、行政督察區、縣幾級政府時刻進行著互動；而在同一時期的敵后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地方武裝和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行政機關也保持著緊密聯系。這些互動和聯系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有助于學界進一步理解抗戰時期的軍隊、政府及其相互關系。
上升到學理層面，軍隊與政府的關系亦即政治權力中的文武關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是二戰后西方學界熱度始終不減的論題，許多學者對此均有論述。而在中國史學科內部，古代史學界歷來重視歷代文官與武將的關系，近代史學界也不乏關于北洋時期文人與軍閥、大革命期間黨務與軍事的討論。目前，屬于抗戰時期戰地軍政關系范疇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更多與戰地軍政關系相關的問題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值得學界進一步思索。
一、軍權在戰地權力格局中的地位
七七事變之后，抗日烽火很快延燒至全國各地，而戰勝日本侵略者也漸漸演變成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應對全面而持久的戰爭，國共兩黨不僅在軍事上進行調整，還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作出相應的變陣。在廣大的交戰地域，原有的權力格局或已不太適應戰爭需要，或在日軍的沖擊下逐步瓦解。針對戰地權力格局亟待重組或再造的客觀實際，國民黨和中共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路徑，但雙方所采取的方案都滲透著運用軍事力量、倚重軍事將領鞏固或建立政權的思路。在新的權力格局中，軍隊和軍人的地位得到了顯著抬升。
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戰時國民黨政府中央一級權力機構軍事化的傾向。無論是曇花一現的試圖融黨政軍為一體的大本營還是之后協調黨政軍各部門的國防最高委員會，都反映了戰爭環境下軍權的上升。這樣的變化或許和蔣介石“重軍輕黨”的統治理念有關。基于相似的邏輯，對于地方一級的權力架構，蔣介石嘗試推動軍權在其中的深入和擴展。最典型的變化，便是尚未得到充分討論的戰時軍人省主席現象。
所謂軍人省主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國民黨部隊中的戰區長官、集團軍總司令等現職將領兼理省政，一種是國民黨部隊現職將領脫離軍職轉任省主席。粗略分析全民族抗戰期間各省省主席任職情況，不難發現上述兩類軍人省主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戰時中國28個省份，先后擔任省主席的共有67人。其中純文官只有15人，占總數的22.4%；轉任省主席的軍事將領有13人，占總數的19.4%；剩余39人均是國民黨部隊的現職將領，占總數的58.2%。將后兩者數字相加，軍人出身的省主席在總人數中占比高達77.6%。如果單獨統計位于交戰地區的14個省30位省主席的任職情況，數據沒有太大的變化。戰地省份文官省主席占比30%，而軍人省主席占比則高達70%。
這些數據引出了很多有趣的問題——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將地方政務交給軍隊和軍人是出于怎樣的考慮？軍人出任省主席的現象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過程？兼理省政和轉任省主席的差別究竟在哪里？上述問題涉及戰時省級政權權力劃分、權力博弈、派系斗爭等因素，需要對其機制和邏輯展開思考。
論者謂國民黨是“戰區各省黨政軍大權操諸軍事將領之手”，而中共與之存在區別但也有共通之處。作為一個“黨指揮槍”的政黨，中共在任何時間都不可能容許軍權有所僭越，但中國革命“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經典邏輯在全民族抗戰背景下依然反復被證明其真理性。在中共抗日根據地，軍事力量和軍隊干部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武裝的重要性主要表現為軍隊在建立政權中的作用和軍事負責人在根據地的地位。
對于軍隊締造大多數抗日根據地各級政權，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或許認為理所當然，但如果以“去熟悉化”的眼光重新認識這一過程，便會發現這個過程堪稱人民軍隊歷史乃至中國革命史中極具特色的一幕。有學者強調了軍隊在中共抗日根據地政權建立中的作用。首先，軍隊負責建政來自毛澤東、彭德懷等領導人的頂層設計；其次，這樣的實踐一開始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軍隊的介入，保證了黨和政權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實現了建政效率的最大化；最后，軍隊干部在地方政權中頗受歡迎，大量連排級干部派駐地方，漸有供不應求之感。不過，“以軍建政”的具體運作流程、成功要訣以及存在的不足，還有待更加精細化的研究。
軍隊不僅建立了政權，軍隊的存在也是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得以存續的保障。“有了正規軍作支撐，在嚴酷的斗爭中，原本容易垮臺的政權體系自然更加有力”。軍隊在戰地的影響力可想而知，而軍事負責人在根據地的實際地位是可以繼續深入討論的話題。目前學界對于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之后根據地的領導機制已有不少研究，但對于一元化體制出現之前的狀況卻了解不多。事實上，“抗戰初期在敵后根據地的建立和擴大中，曾出現過根據地的黨政軍‘三權鼎立’、互不隸屬的情況”。為解決這個問題，1938年之后各個根據地陸續成立軍隊與地方黨政合組的軍政委員會。1938年3月，太南軍政委員會成立，隨后冀南、冀魯邊、豫皖蘇、冀中、冀熱察、魯西、太北等10多個根據地的軍政委員會相繼成立。雖然軍政委員會的名稱在1941年2月后曾有過改變，但其“統一領導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全面工作的最高領導機構”的性質并沒有變化，而且“開辟抗日根據地主力部隊的負責人，大多是這一地區軍政委員會成立時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說，1938年至1942年多數中共抗日根據地所駐軍隊的軍事負責人，同時擔任屬地軍政委員會的主任。“軍政委員會的書記〔主任〕一般由軍隊首長擔任，地區內的重要問題通過軍政委員會（黨政軍聯席會議性質）來研究解決”。這種“以軍領政”格局的形成原因、其與中共長期以來的權力制度設計和實際運行的聯系，或是需要得到解答的問題。
二、軍事將領與地方政務
有觀點認為，高度職業化的軍人并不適合從事文官所擅長的治國理政。但20世紀相當數量后發國家的軍人在現代化實踐中的作用，說明此種觀點可能更多是一種價值判斷。抗戰時期，無論是國民黨政府的軍人省主席還是中共抗日根據地實際負責的軍隊高級干部，都承擔了大量地方治理工作，而他們對地方政務的處理也具有鮮明的特點。
近年來，民國史研究者對于戰時各省軍人從政的現象表現出較大興趣，被研究較多的軍人省主席，有湖北省主席陳誠、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和廖磊、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和薛岳、福建省主席陳儀、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四川省主席蔣介石等。
學者開展研究時已有明確的概念自覺，在詳細復原這些省主席治省理政過程的同時，力圖挖掘他們身上的軍人特色。研究發現，軍人省主席在推行與軍事相關各項要政，如征兵、征糧、保安等方面確有突出之處。同時，他們在民生方面也表現不錯，從各省的行政系統改革、工農業增產乃至城市建設中，都能看到軍人省主席的作為，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仍未得到充分探討。例如，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兼理湘政期間，就以霹靂手段整頓吏治，其嚴苛程度連蔣介石都感到震驚。軍人省主席以“軍法”修“文治”，此種行政風格的得失以及與文官出身的省主席相比孰高孰低等問題，還需要得到學者的更多關注。此外，關于戰時軍人省主席系統而完整的研究，至今也仍未問世。
在廣大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各級邊區政府在軍隊幫助下建立之后就開始承擔根據地的日常政務。但是，軍隊尤其是軍事負責人并未完全退場，在根據地建設和發展等諸多重要工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如前所述，多數根據地軍政委員會的主任（書記），由駐軍的軍事負責人擔任。這些軍事負責人往往采取軍政一肩挑的模式，深度參與根據地的地方治理。
聶榮臻、羅榮桓、賀龍、黃克誠、彭雪楓、譚震林、劉瑞龍、蕭克、蕭華等一批軍政委員會負責人，在各個根據地的建設中表現出驚人的治理長才。蕭克回憶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的貢獻時說：“有人曾說過，聶榮臻不僅能治軍，還能治國。晉察冀根據地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不僅部隊在前方打得好，后方建設也搞得好，很有秩序……聶榮臻早年在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學過化學，能在技術上和經營上給軍工部門以指導。其他如財政、糧食、民兵等工作都搞得很出色”。學界對于上述軍政兼優的將領已有關注，但同樣缺乏系統的討論。而且，對地方政務充滿熱情的或許還不止這些軍政委員會的負責人，一般人印象中較少介入地方工作的劉伯承，實際上也投身到了太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中。這些將領們的治政實踐，亦需要復原。
國共雙方戰地軍事負責人對于地方政務的經營，背后隱藏著一個理論問題——“關公夜讀春秋”未必僅僅是人們的想象，在相當程度上也可能是現實。軍事將領如何理解從政參政、軍人治政所憑恃的思想資源、參與地方治理的軍人們的知識儲備等問題，亦留待將來的相關研究進行闡釋。
三、戰地的軍政矛盾
軍隊和軍人在戰地的權力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軍事將領在地方政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是抗戰時期戰地軍政關系的基本主題。但另一個主題也不應被忽視，即軍隊長駐一地，與當地政府（包括民眾）出現摩擦、沖突，以及軍人涉足政壇后與廣大文官產生觀念上的分歧，構成了戰地的軍政矛盾。此種矛盾在國民黨各戰區、集團軍駐地與中共抗日根據地均有顯現，但具體表現各不相同。
國民黨部隊與駐地政府的矛盾焦點往往與地方行政系統有關。軍方干涉地方人事安排、侵占地方行政資源的事件迭有發生，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1941年前后李宗仁所在的第5戰區與湖北省政府發生的“鄂東事件”。彼時第5戰區企圖直接控制鄂東政務，頻頻向湖北省政府施壓，最終迫使省政府按照戰區意愿調整鄂東人事。廣東的情況與之類似，地方人事任免、地方武裝的統轄、地方財政權的歸屬等問題，兩度成為軍方余漢謀和廣東省政府持續摩擦的肇因。因地方行政問題而出現的軍政對立，如第3戰區與浙江省政府、魯蘇戰區與山東省政府、第34集團軍與陜西省政府之間的糾葛，還有許多個案有待發掘、復原。
軍糧問題是軍隊與地方政府爆發沖突的另一個火藥桶。隨著1940年糧食危機浮出水面，各地國民黨駐軍壓迫地方政府強征超出民間負荷的糧食、甚至搜刮百姓糧食的現象屢見不鮮。前述第5戰區與湖北省政府之間的矛盾，還體現在雙方在鄂北圍繞軍糧征集的沖突。軍糧也是廣東省軍政糾紛的癥結之一，軍方不僅苛求更多的糧食，還“以糧食為政爭的利器”，攻擊省主席李漢魂。河南省因軍糧導致的軍政不和已為人們所熟知，第1戰區是否逼迫省政府繳足軍糧、湯恩伯集團軍如何自行“征集”軍糧，這些史事如能得以精密復原，戰地軍政關系的內涵可望更加豐富。此外，國民黨軍糧征集帶給民眾的巨大負擔、軍隊風紀敗壞對于百姓的滋擾，也是影響戰地軍政關系的因素，近年來已得到部分學者的關注。
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講演中專門批評了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不團結，這說明此時中共抗日根據地內部的軍政之間已經出現一些不諧之音。毛澤東說：“在軍隊干部事實上居于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關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干部的身上。”這段文字透露，根據地內軍隊和軍人可能相對強勢，多數軍政不和緣于軍方對屬地政府尊重不夠、配合不足。
有材料表明，八路軍、新四軍的個別部隊對于屬地政府、干部乃至民眾的態度不夠友善，出現過違反地方政策、為難地方干部的行為。賀龍指出，在陜甘寧邊區的部隊中，“有個別的只說擁護黨中央，不說擁護邊區政府”，“軍隊某些干部對地方工作人員的蠻橫態度”，他批評這些錯誤言行是“軍權高于一切”思想作祟。徐向前以部隊里有干部破壞金融政策、責罵政府工作人員為例，痛陳這是“我們自己辛辛苦苦經過流血斗爭得到的政權，自己又來破壞它”。
學界對此已有關注，有學者專門考察了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軍政之間不夠團結的根源和表現。根據地的經濟困難，特別是1941年、1942年的天災，是誘發軍政、軍民關系緊張的原因；民眾負擔本身沉重，軍隊的供應不佳，雙方在用水、占地、雇夫等方面發生不快，繼而引發軍隊和政府之間的爭執。這些現象恐怕早已有之，而且除陜甘寧邊區之外的根據地或多或少也存在類似情況。不同時期各個根據地軍政關系的情況，或許更多新的個案研究能夠予以佐證。
四、國共雙方各自協調軍政關系的努力
面對戰地軍政之間出現的問題，國共雙方都非常重視。為了調解矛盾、彌合軍政關系。國民黨和中共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呈現了不同的結果。
如前所述，“重軍輕黨”是蔣介石的統治理念。隨著蔣介石逐漸登上權力巔峰，權力游戲規則由“以黨治國”變成了“軍權支配一切”，在“軍權上建立個人獨裁體制”，軍方在其政權中自然享有較大話語權。因此，當軍隊與當地政府發生糾紛時，盡管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高層盡力平衡，但最終處置多是偏袒軍方，以地方政府被迫讓步暫時緩和矛盾，但軍政關系并未得到改善。
既有研究發現，無論“鄂東事件”還是“鄂北問題”，湖北省政府都是在蔣介石的勸解下“發揮同寅協恭之精神增進彼此情感”，答應了軍方的各種要求。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浙江、山東、陜西等地。1941年紹興淪陷，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責任更多歸結為政府方面的邢震南玩忽職守，而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以辭職相威脅，亦未能保住邢震南的性命。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與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因防區、經費、地方團隊等問題出現芥蒂，矛盾激化后蔣介石不得不將沈鴻烈調離，讓于學忠屬意的牟中珩接任省主席。胡宗南在陜西省不斷插手地方人事，向各縣派出自己培養的戰干團學員，并不顧省主席熊斌的反對，指使戰干團吞并熊斌主辦的省訓練團。另外一些地區軍政摩擦的調處情況如何，其結局與上述幾省是否相似，是可以選擇討論的問題。
中共的組織優勢在協調軍政關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與國民黨政權“武主文從”的特征不同，中共黨的權威超越了傳統的文武之別。自1942年9月起，中共在全黨和各個根據地推行一元化領導，相較于國民黨，更加妥善地化解了根據地軍政之間不夠團結的問題。同時，中共還通過開展整風、精兵簡政等各種運動，進一步加強了軍政之間的聯系。就協調戰地軍政關系而言，中共較國民黨要成功得多。
關于中共推行一元化領導的過程，不少論著已經述及。其經過大致為：1942年9月和1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關于加強統一領導與精兵簡政工作的指示》，確立黨在各個根據地的權威；晉察冀、山東以及其他根據地陸續完成了一元化的調整；1943年10月，中央更是將“統一領導”提高到抗戰時期中共的“十大政策”之一。經典文本表明，實行一元化領導，針對的就是“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等不良現象。在各個根據地，黨委取代過去的軍政委員會，黨的書記成為調和雙方關系的樞紐。
不過，一元化領導與調和軍政關系之間，仍有不小的研究空間。首先，各個根據地一元化領導的具體調整過程，還需要仔細梳理。遺憾的是，除了山東，尚未見到其他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的個案研究。多數根據地的“黨史”和“根據地史”均提及其一元化的進程，但缺乏深入的探討。各個根據地的軍政委員會是如何被黨委所替代的，尤其值得關注。其次，除了一元化領導，中共鞏固軍政團結的方法還包括反對軍閥主義傾向運動和“雙擁”運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發布后，在陜甘寧邊區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上，賀龍、陳云、徐向前、林伯渠、任弼時、譚政等紛紛就如何調整軍政關系進行了闡述。相當一部分人從反對軍閥主義傾向的角度出發，要求軍隊整頓自身作風，杜絕不尊重地方政府的行為。反對軍閥主義傾向運動究竟如何開展，還可以繼續討論。“雙擁”運動一般被認為是西北局高干會決議的產物，作為一元化領導建立后加深軍政感情的重要措施，已得到一些學者的注意，其具體實施過程似可成為新的關注點。“雙擁”運動在加強軍政聯系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本文所談及抗戰時期戰地軍政關系的4個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繼續討論的空間。例如，什么時候、哪些區域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有待于逐年、分區域的量化研究；軍事將領具體采用哪些獨到辦法解決戰地的種種困難，比如陳誠在湖北推行的計口授糧、羅榮桓在山東力促的海鹽貿易，值得深入考察；軍政矛盾在戰地普遍出現后，面臨同樣的財力、人員、糧食壓力，部分地區的軍隊和當地政府仍相互協調、共體時艱，其背后的體制、機制和人事原因，尚需探究；國共雙方采取不同策略協調軍政關系，結果大相徑庭，這對于兩黨及其軍隊之后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須結合政治學、社會學的相關理論進一步分析。
（作者為陳默，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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