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關于歷史學與方志學的幾個問題
李紅巖
為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包括史學界在內，全國各行各業都在總結40年來的發展變化。借此機會，我就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理論研究中帶有趨勢性的一些問題和大家作一個交流。
一、關于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關系問題
40年來的史學理論研究，總的趨勢，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史學理論研究越來越強，歷史理論研究卻越來越弱。
這是我的一個總的概括，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既有密切聯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時這兩者又合在一起，籠統地稱之為“史學理論”。那么這兩者區別何在？舉個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你研究某個茶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這就是歷史理論；如果你研究這個茶杯是干什么用的，是用來喝白開水還是喝茶水？是用來喝綠茶還是用來喝紅茶？這就是史學理論。也就是說，歷史理論研究歷史的客觀內容，歷史是什么？它的內在規律是什么？它的發展階段是什么？它的形態是什么？等等。用唯物史觀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作用是什么？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是歷史理論。
那么史學理論是什么？概括地說，它是研究我們這些主體怎樣應對客體的理論問題。如歷史編纂學、歷史方法論、歷史認識論，這些都屬于史學理論。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研究方志的編纂理論屬于史學理論，不屬于歷史理論的研究領域。因為它研究我們這個主體怎么面對方志這個客體，怎么把方志的具體內容轉化為我們主體的表述，所以它是屬于史學理論的范疇。
40年來，總體上史學理論的研究越來越繁榮，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強；而歷史理論研究卻越來越弱，研究的人也越來越少。這和前30年正好相反。前30年主要是研究歷史理論，研究史學理論的很少，或者說相對比較少。那30年，無論是從民國過來的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還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中青代史學家——老一輩的像郭沫若、翦伯贊等，新生代的像林甘泉、寧可等，他們主要研究歷史理論。體現在具體研究領域就是著名的史學“五朵金花”：中國古史分期、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漢民族形成與民族關系等等。如大家所熟悉的農民戰爭研究，那30年是顯學，而現在研究的就很少。當時之所以普遍研究農民戰爭，是因為認為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特別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從歷史發展動力的角度去研究。而一說道動力，那它一定是歷史定位，不是史學定位。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也是這樣。萌芽的問題，就是考察在封建社會產生了怎樣的近代的要素。這都是歷史理論。包括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五種社會形態劃分的問題，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的問題，都是歷史理論。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情況逐漸地發生變化，慢慢地，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越來越少了。我們世界歷史研究所承辦的史學理論雜志，現在叫《史學理論研究》，那些年還刊登歷史理論的相關研究，后來幾乎就找不到作者了。所以，改革開放40年來，總的趨勢是史學理論研究越來越強，歷史理論研究越來越弱。
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總體上與40年來史學理論領域理論思維的相對弱化相關。不少學者對歷史哲學等重大問題不再有興趣和熱情，思維能力、思辨水平都在下降。進一步追問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我認為和國外一些思潮對中國的影響有關系。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的總趨勢，就是由客觀唯心主義快速地走向主觀唯心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在20世紀發展到整個思想史的頂峰，它最極端化的表現就是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完全不考慮客觀的東西，都是在主觀的內部打圈圈，而且把主體內部的要素提煉到詩學的層面。詩歌是極大發揮人的主觀創造性的一門藝術，而極端化的主觀唯心主義恰恰把整個文化都視為詩學的外化，主觀主義隨之也就主導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而史學理論是研究主體的，后現代主義的史學理論也就把歷史寫作看作是一種特殊的詩歌創作。這種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我把它叫做“潛流”。這種最直接的形態性的轉化，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恰好與我們改革開放的時間差不多。
在哲學界、文藝理論界，這種主觀主義的大泛濫，表現得更加厲害。在這樣一個總體趨向中，必然會伴隨著學術的碎片化，必然伴隨著研究的形式主義化，必然伴隨著相關研究成果的膚淺化。現在，很多論文趨于形式化的研究，不再深究歷史研究的本質；重在對歷史現象進行描述，而不再追問現象背后的原因。大量的史學論文，都在描述歷史現象，或者“還原”一個歷史事實，或者“重建”一個歷史事實，而這個事實的原因卻很少被關注。目前的許多研究對象，是前30年所忽略的，但現在卻走向了另一個偏向，因此，就導致史學理論研究整體上看來枝繁葉茂、繁花似錦，但其主干、主流卻不突出。現在我國的史學研究，可以說已經“產能過剩”，但絕對不能說“產能不足”，而以往更多的則是產能不足的問題；你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史學很博大，甚至有點混亂，但是誰都不能說今天的中國史學很貧乏。不過，恰恰是這兩者的關系，我認為處理的不平衡；不平衡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我們忽略了歷史理論。這種現象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特別加以注意。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為了加強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歷史發展規律、歷史演化基因的研究，強化對以往國家傳統治理經驗的總結，應當十分注重和加強對歷史理論的研究，而不是再強化史學方法論、歷史認識論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依照新時代的特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把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結合起來。嚴格地講，唯物史觀是歷史理論，不是史學理論。前30年，史學領域理論研究的基本取向是用唯物史觀代替了史學理論，這是不合適的。唯物史觀是最宏大、最科學、最有指導意義、具有根本意義的歷史理論，但是，它不能代替相對具體的歷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問題。剛剛不久，黨中央決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中國歷史研究院，其中要新成立一個研究所，叫做歷史理論研究所，而不叫史學理論研究所，我的理解是，這說明這個研究所側重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動力、階段與規律，著重于依照唯物史觀去揭示中國歷史的特殊性與人類歷史的普遍性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去研究歷史編纂學之類的東西。
二、關于史學與方志學的問題
關于方志學與史學的關系，我認為，不能說方志是從史學中發展起來的；應該說，先有方志，后有歷史學。借用劉師培的一個句式，即方志為史學之所從出。這個觀點不是我提出來的，而是含在章學誠的觀點中的。章學誠雖然沒有明確地這樣講，但作過相關論述。對此，潘捷軍主任等專家已經作過相關研究。
依照章學誠的看法，最初的中國學術，不是獨立的、分科的，而是治教不分，官師合一，學志合一。就此意義而言，也可以說西周及之前，并不存在學術。當時只有“志”，沒有“學”。自從官失其守，學在四夷，才形成了單獨的“學”。這是古文經學家的學術源流觀。在官師合一時，官所做的事就是“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記四方之志，也就是方志。官失其守，學在四夷后，官和學分離，才有了“學”。這個“學”，其中一個就是史學，在章學誠看來是一件悲哀的事。他認為，到戰國的時候，“學”越多，思想越不齊，大道越隱。
因此，從古文經學家的觀點看來，是方志在前，史學和其他的學術在后，包括諸子，都在后面。從起源的意義上講，歷史學來源于方志，不是方志來源于歷史學。對此，章學誠有比較完整系統的論述。當然，他的論述中也有一些比較迂腐的見解。如章學誠對“以吏為師”是持贊賞態度的。他之所以贊賞“以吏為師”，就是不希望官失其守，是要恢復最古老的中國學術制度。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學術發展規律的看法。不過，從章學誠這種經古文學家的學術源流觀可知，今天的方志工作是中國學術當中唯一保留著中國學術最原始形態的學科。很多專家都提到，方志是官修；所謂官修，不就是官師合一嗎？當然，方志也有私修的，但總的來講，還是官修為主。官修就是官守，也就是章學誠所向往的我們中國學術最原初的形態。這對于從學術史、思想史的角度提升對于方志的認識、提高方志學的地位，我認為是有價值和意義的。當然，今文經學家并不贊成學官之說。有許多學者對史官文化、“官守”之說持否定的立場，尤其是現代學術產生以后，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不是官守的。但從古文經學的觀點講，它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邏輯上也是圓足的。人們很難說它一點客觀的根據都沒有。即使從劉向劉歆算起，也流傳了兩千年。從古文經學家的知識論系統出發，可知編纂方志向來都是國家行為、體現國家意志，自古以來就是這樣。而且，它完全符合國家對方志功能的定義，即它就是記錄，而不是著述。這與其說是“巧合”，毋寧說是方志之內在本質的體現。
對于記錄，按照我們今天的學科價值體系，總感覺低人一頭，認為方志是記錄，錄音機也是記錄，而史學家不僅記錄，還能通古今之變，能夠成一家之言。其實，在古文經學家看來恰恰相反，認為記錄高于著述。因為著述越多，想法越多，思想越亂，統一思想越不容易，這是章學誠的觀點。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張三說一套，李四說一套，那真正的真理在哪兒呢？大家說的越多，辨析的東西越多，大道越隱。當然，章學誠的這一觀點，有一點皇權專制主義的味道在里面，但這是另外一回事。總之，章學誠認為記錄是最原初的文本。
沒有記錄者，歷史學的基礎就不存在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實證科學的一切著述都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學。方志恰恰是為歷史學這座大廈培植根本、培植基礎的一門學科。志書修完了，也許當時不受重視，但放在歷史的長河當中，它永遠具有基礎的作用，一萬年以后也有人看。但是，史學家寫一本書，也許第二年就沒人看了。所以，歷史著作要在學術市場中經受嚴格的考驗，大量的史學書籍要被淘汰掉，而志書卻很難被淘汰。當然有的志書修得好，有的修得不好；即使修得不好，也留下了基礎性的史料。因此，我們雖不敢說志書不會被淘汰，但它被淘汰的幾率要遠遠低于一般性的史學著作。很多史學著作，將會被時間所拋棄，而大部分方志不會被時間所拋棄。因此，作為一個學者，我全力支持方志學列為一級學科，支持冀祥德主任的主張。
我認為，方志學可以立為一級學科，不必再經過二級學科的中間階段。當然，學科設置問題又是一個說不清理還亂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大力加強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這三大體系建設，離開方志學者的參與，顯然是不行的。（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本文系根據作者2019年1月6日在珠海“新時代的方志學與歷史學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錄音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來源：《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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