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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貝爾盟民族概述

發布時間:2018-07-14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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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春秋戰國時期直至清朝初期,呼倫貝爾孕育了中國北方的諸多少數民族。東胡、匈奴、鮮卑、室韋、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在這里繁衍生息、游牧、轉徙。

    17世紀40年代左右和18世紀30年代,蒙古族和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遷入呼盟嶺東嶺西地區,這一地區始有較穩定的定居民族。之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他們攜手并肩,為開發、建設和保衛祖國的北部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少數民族獲得新生,多少年來希望民族平等和夢寐以求當家做主的權力得以實現。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又使少數民族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首先注重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根據開展民族地區工作的實際,即開始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先后選送大批少數民族青年到北安、齊齊哈爾和烏蘭浩特等地的軍政大學、干部學校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以各種方式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到1989年,全盟已有各級各類少數民族干部15 636人,占全盟干部總數的27.3%。其中在26名盟級領導干部中,有少數民族干部15名,占58%;在225名盟直屬機關處級干部中,少數民族88名,占39%;在341名旗市級領導干部中,少數民族172名,占50%。而三少民族干部的培養取得了更為突出的成績,1989年在3個自治旗工作的本民族干部共有1496名,其中達斡爾族1013名、鄂溫克族325名、鄂倫春族158名。黨和人民政府還下力氣培養少數民族專業技術干部,到1989年,全盟已有少數民族各級各類技術干部幾千人,幾乎各個專業都有少數民族干部在那里工作。

    其次,充分保障了各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和當家做主的權力。在1951年成立鄂倫春自治旗以后,又于1958年分別成立了鄂溫克族和達斡爾族自治旗,同時在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地區陸續建立了12個民族鄉(蘇木),從而完成了推行和落實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歷史任務,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斷加以完善。

    第三,黨和人民政府還注意吸收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出席、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并在其中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以便隨時聽取少數民族群眾的呼聲,注意解決他們所反映的問題。

    第四,大力開展了宣傳民族政策和不間斷地檢查落實民族政策情況的工作。70年代以來,又著重進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工作。80年代以后,在全盟范圍內抓民族團結和開展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活動,發展民族間的關系,促進了少數民族與漢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團結。

    在經濟建設上,由于歷史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呼盟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幾乎沒有現代民族工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首先在城鎮和鐵路沿線地區注意發展民族工業,興建了一批與少數民族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現代工業,如肉類聯合加工廠、乳品廠、皮革廠等。

    在農村牧區,先后進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特權,解放了生產力,使農村牧區經濟得到恢復發展。鄂倫春族和部分鄂溫克族獵民在歷史上一直從事不穩定的單一游獵經濟,到60年代已經實現定居,曾經單純靠山吃山的山區達斡爾族、鄂溫克族的農業生產也有了相當發展。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全盟將發展經濟作為民族工作的中心,民族地區經濟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已成為國家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每年向國家交售大批商品糧;鄂溫克族自治旗的畜牧業在全盟占有重要地位,其畜牧業生產現代化水平已走在全國先進旗縣行列;鄂倫春自治旗林業生產亦在全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是全盟重要的林業生產基地。

    國家在大力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同時,還在財力上、物力上加大對三少民族自治旗和以的牧業旗的投入,他們除享受黨中央對內蒙古自治區的一些政策上的照顧外,還享受自治區和盟的一些特殊政策照顧。1952年到1989年,國家以各種形式補助給三少民族自治旗的經費達5億多元。由于國家大力扶持,三少民族自治旗的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1958年,三少民族自治旗的財政收入僅為111.8萬元,1989年則增加到7000多萬元,增長61.6倍;財政支出1958年為333.9萬元,1989年增加到1億多元,是1958年的30倍多。在財力上扶持的同時,國家還于1966年將三少民族自治旗和以的新巴爾虎左旗、新巴爾虎右旗、陳巴爾虎旗列為“三照顧”旗,從商品供應上、物資上給予照顧。

    經濟建設的發展,極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水平。1989年,達斡爾族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85元,鄂溫克族牧民人均純收入830元,鄂倫春獵民人均純收入440元。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已成為少數民族家庭的尋常之物,并正在向較高檔的電視機、洗衣機、收錄機和摩托車轉變。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進步。1949年以后,特別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文化事業得到較快發展。80年代以來,盟和三少民族自治旗及有關旗市組建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開展古籍整理工作并取得相當成果。大量組建有關文化機構,如文化館站、烏蘭牧騎及業余文藝演出隊、廣播站和電視臺等,使無論靠近城鎮還是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都可享受到較充實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少數民族教育在呼盟有百余年的歷史,1949年以后,獲得了長足發展,已經形成以中等教育為重點的完整的民族教育體系。1949年,全盟有少數民族中小學生4867名(其中學生僅有154名),蒙語授課的學校也僅有幾所。1989年,全盟已有少數民族初高中學34所,其中蒙語授課的17所,少數民族學生2.1萬多人,蒙語授課學生近0.6萬人;有民族小學165所(其中蒙古族學校35所),還有蒙漢合校和其他民族學校130所,在校學生4.6萬多人,其中蒙語授課學生1萬多人。全盟蒙古族學齡兒童入學率93.9%,其他少數民族入學率95%;少數民族小學畢業生升入普通初中學升學率98%,其中蒙古族為96.8%。全盟還有蒙古族中等師范專科學校、師范專科學校蒙語授課專科班、蒙醫中等專業學校及農牧學校蒙語授課班等,有學生近千人。電大分校亦設有蒙語授課班。少數民族教師隊伍也從小到大。1989年,有蒙語授課的教師1486人,其中初中以上529人、小學957人。由于黨和人民政府重視民族教育,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各類學校的錄取人數也有了明顯增加。1989年,全盟有1600名少數民族考生被各類中等以上專科學校錄取(含蒙語授課),占當年報考人數的1/3

    民族衛生事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廣大牧區和農村衛生條件落后,醫療機構缺少,各種疾病廣泛流行,給少數民族群眾帶來嚴重的生命威脅和深重的災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組建三級醫療網絡——旗、鄉(蘇木)、嘎查衛生醫療機構,大力開展防病治病工作。曾給牧業四旗少數民族群眾身心健康帶來嚴重危害和造成人口大量減少的性病,基本得到消滅和有效地控制;嶺東是地方病的重病區,經過幾十年堅持不懈地努力,已基本控制克山病的急性發作,并大大減少了發病率和降低了死亡率;在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群眾中一度流行的結核病,也得到有效控制,大大降低了發病率,提高了他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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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貝爾盟民族概述

發布時間:2018-07-14 來源:《呼倫貝爾盟志(上卷)>>第四卷民族>>概述>>概述》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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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春秋戰國時期直至清朝初期,呼倫貝爾孕育了中國北方的諸多少數民族。東胡、匈奴、鮮卑、室韋、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在這里繁衍生息、游牧、轉徙。

    17世紀40年代左右和18世紀30年代,蒙古族和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遷入呼盟嶺東嶺西地區,這一地區始有較穩定的定居民族。之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他們攜手并肩,為開發、建設和保衛祖國的北部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少數民族獲得新生,多少年來希望民族平等和夢寐以求當家做主的權力得以實現。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又使少數民族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首先注重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根據開展民族地區工作的實際,即開始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先后選送大批少數民族青年到北安、齊齊哈爾和烏蘭浩特等地的軍政大學、干部學校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以各種方式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到1989年,全盟已有各級各類少數民族干部15 636人,占全盟干部總數的27.3%。其中在26名盟級領導干部中,有少數民族干部15名,占58%;在225名盟直屬機關處級干部中,少數民族88名,占39%;在341名旗市級領導干部中,少數民族172名,占50%。而三少民族干部的培養取得了更為突出的成績,1989年在3個自治旗工作的本民族干部共有1496名,其中達斡爾族1013名、鄂溫克族325名、鄂倫春族158名。黨和人民政府還下力氣培養少數民族專業技術干部,到1989年,全盟已有少數民族各級各類技術干部幾千人,幾乎各個專業都有少數民族干部在那里工作。

    其次,充分保障了各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和當家做主的權力。在1951年成立鄂倫春自治旗以后,又于1958年分別成立了鄂溫克族和達斡爾族自治旗,同時在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地區陸續建立了12個民族鄉(蘇木),從而完成了推行和落實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歷史任務,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斷加以完善。

    第三,黨和人民政府還注意吸收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出席、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并在其中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以便隨時聽取少數民族群眾的呼聲,注意解決他們所反映的問題。

    第四,大力開展了宣傳民族政策和不間斷地檢查落實民族政策情況的工作。70年代以來,又著重進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工作。80年代以后,在全盟范圍內抓民族團結和開展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活動,發展民族間的關系,促進了少數民族與漢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團結。

    在經濟建設上,由于歷史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呼盟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幾乎沒有現代民族工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首先在城鎮和鐵路沿線地區注意發展民族工業,興建了一批與少數民族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現代工業,如肉類聯合加工廠、乳品廠、皮革廠等。

    在農村牧區,先后進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特權,解放了生產力,使農村牧區經濟得到恢復發展。鄂倫春族和部分鄂溫克族獵民在歷史上一直從事不穩定的單一游獵經濟,到60年代已經實現定居,曾經單純靠山吃山的山區達斡爾族、鄂溫克族的農業生產也有了相當發展。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全盟將發展經濟作為民族工作的中心,民族地區經濟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已成為國家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每年向國家交售大批商品糧;鄂溫克族自治旗的畜牧業在全盟占有重要地位,其畜牧業生產現代化水平已走在全國先進旗縣行列;鄂倫春自治旗林業生產亦在全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是全盟重要的林業生產基地。

    國家在大力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同時,還在財力上、物力上加大對三少民族自治旗和以的牧業旗的投入,他們除享受黨中央對內蒙古自治區的一些政策上的照顧外,還享受自治區和盟的一些特殊政策照顧。1952年到1989年,國家以各種形式補助給三少民族自治旗的經費達5億多元。由于國家大力扶持,三少民族自治旗的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1958年,三少民族自治旗的財政收入僅為111.8萬元,1989年則增加到7000多萬元,增長61.6倍;財政支出1958年為333.9萬元,1989年增加到1億多元,是1958年的30倍多。在財力上扶持的同時,國家還于1966年將三少民族自治旗和以的新巴爾虎左旗、新巴爾虎右旗、陳巴爾虎旗列為“三照顧”旗,從商品供應上、物資上給予照顧。

    經濟建設的發展,極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水平。1989年,達斡爾族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85元,鄂溫克族牧民人均純收入830元,鄂倫春獵民人均純收入440元。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已成為少數民族家庭的尋常之物,并正在向較高檔的電視機、洗衣機、收錄機和摩托車轉變。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進步。1949年以后,特別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文化事業得到較快發展。80年代以來,盟和三少民族自治旗及有關旗市組建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開展古籍整理工作并取得相當成果。大量組建有關文化機構,如文化館站、烏蘭牧騎及業余文藝演出隊、廣播站和電視臺等,使無論靠近城鎮還是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都可享受到較充實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少數民族教育在呼盟有百余年的歷史,1949年以后,獲得了長足發展,已經形成以中等教育為重點的完整的民族教育體系。1949年,全盟有少數民族中小學生4867名(其中學生僅有154名),蒙語授課的學校也僅有幾所。1989年,全盟已有少數民族初高中學34所,其中蒙語授課的17所,少數民族學生2.1萬多人,蒙語授課學生近0.6萬人;有民族小學165所(其中蒙古族學校35所),還有蒙漢合校和其他民族學校130所,在校學生4.6萬多人,其中蒙語授課學生1萬多人。全盟蒙古族學齡兒童入學率93.9%,其他少數民族入學率95%;少數民族小學畢業生升入普通初中學升學率98%,其中蒙古族為96.8%。全盟還有蒙古族中等師范專科學校、師范專科學校蒙語授課專科班、蒙醫中等專業學校及農牧學校蒙語授課班等,有學生近千人。電大分校亦設有蒙語授課班。少數民族教師隊伍也從小到大。1989年,有蒙語授課的教師1486人,其中初中以上529人、小學957人。由于黨和人民政府重視民族教育,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各類學校的錄取人數也有了明顯增加。1989年,全盟有1600名少數民族考生被各類中等以上專科學校錄取(含蒙語授課),占當年報考人數的1/3

    民族衛生事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廣大牧區和農村衛生條件落后,醫療機構缺少,各種疾病廣泛流行,給少數民族群眾帶來嚴重的生命威脅和深重的災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組建三級醫療網絡——旗、鄉(蘇木)、嘎查衛生醫療機構,大力開展防病治病工作。曾給牧業四旗少數民族群眾身心健康帶來嚴重危害和造成人口大量減少的性病,基本得到消滅和有效地控制;嶺東是地方病的重病區,經過幾十年堅持不懈地努力,已基本控制克山病的急性發作,并大大減少了發病率和降低了死亡率;在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群眾中一度流行的結核病,也得到有效控制,大大降低了發病率,提高了他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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