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中國史學通史精神別具民族特色（三）
會通之義大矣哉
南宋史學家鄭樵主張“會通”，他在《通志總序》中寫道：“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后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下，然后八荒無壅塞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鄭樵提出，“深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同天下之文”，這樣才“能極古今之變”，強調了匯總天下文獻，會集歷史資料并作長時段的貫通之意。
“會通之義”也體現為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及其貫通性的動態變化。鄭樵認為孔子“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說的就是歷史發展的“相因”之意。他批評班固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失去了史書編纂的“會通之道”。他指出“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后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因而損益失當，造成一帝數紀，一人數傳，世世作《天文志》，世世序《五行傳》的煩瑣文字。截斷歷史，還會造成“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縣各為區域”“禮樂自為更張”，無法弄清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和政治主張的變遷。這一思想也被此后的另一位撰寫典章制度通史的學者馬端臨所繼承，他在《文獻通考》中主張“會通因仍之道”。
轉載自“中國學派”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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